1949年10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刚从菊香书屋出来，秘书叶子龙便报告：韶山来了亲人。来人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还有堂表弟李轲。听到“韶山”二字，毛泽东立刻停下脚步，脸上露出少见的轻松笑意。
这次相见，距离毛泽东离开韶山已经二十多年。毛泽连带来的不是贵重礼物，而是两大包家乡土产。包裹里装着韶山的味道，也装着乡亲们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
毛泽东一眼认出了堂弟，握着他的手问：“你就是润发九弟吧？”毛泽连连忙回答：“是我，润发。”一句乡音，让多年未见的兄弟很快找回了旧日的亲近。
那一晚，他们谈起韶山的田地、乡亲和故去的亲人，话题越说越多。警卫员李银桥几次提醒主席休息，毛泽东却笑着说：“我们这是披着蒲席说家门，你就莫催了嘛。”
谈到天快亮时，毛泽东忽然对毛泽连说：“在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早点回湖南去。”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催客，实际却包含着一层很重的考虑。
毛泽连并非普通亲戚。他的父亲毛菊生，是毛顺生的堂弟。毛泽东与毛泽连相差约二十岁，少年时期，两家关系就很亲近。韶山遭遇灾荒时，毛泽连一家生活困顿，文七妹曾尽力接济他们。
1920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得知妹妹毛泽建被送作童养媳，便设法将她接回，解除婚约。年幼的毛泽连看到姐姐重新回家，激动地扑进她怀里。那段经历，也让他第一次清楚感受到，堂兄正在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农民运动兴起后，毛泽连加入韶山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蔓延时，他又承担了地下通讯工作。送信、传话、打探消息，看似不起眼，实际一步走错，就可能落入敌手。
有一次，他参加农会活动直到深夜，敌人突然展开搜捕。毛泽连翻墙逃走，奔跑中被树枝刺伤左眼。鲜血直流，他没有停下，只用布条简单包扎，回家后仍想着把任务完成。
遗憾的是，家里贫困，他不愿因伤势去麻烦毛泽东，眼疾拖延后逐渐恶化。最终，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便不再安排危险任务。
毛泽连一度十分失落。他不是贪图什么身份，而是觉得自己还能为革命出力。毛泽东得知后，托人转告他：“没入党不要紧，只要思想好就行了。”这句话让毛泽连慢慢明白，革命并不只看一个人的职位和名分，能守住本分，同样是一种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堂弟。湘潭解放后，他嘱咐部队寻找毛泽连，并邀请他到北京。毛泽连和李轲抵达后，兄弟三人彻夜交谈，谈到牺牲的毛泽民、毛泽华等亲人时，气氛又沉重下来。
毛泽连还向毛泽东询问家人的下落。毛泽东告诉他，毛泽民、毛泽华已经牺牲，毛泽青仍在，只是多年未能相见。随后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牺牲了，我们一家也应该感到骄傲。”
在北京期间，毛泽连还接受了眼部治疗。医生认为左眼已经无法挽救，只能进行手术，右眼则仍有治疗希望。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并承担相关费用，还让孩子们轮流送饭。
生活上的照顾很细。毛泽东把饭菜拌在一起，方便毛泽连用一只眼睛进食；临行时，又准备了衣物、蚊帐、糖块和皮箱。有人想多领一些糖果让他带回乡里，毛泽东却制止道：“国家还很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
这正是那句“早点回湖南去”的真正原因。毛泽东担心的不是亲戚住得久，而是亲属因身份受到特殊照顾，更担心外界产生不好的议论。他还嘱咐毛泽连，家里有困难不要随便找政府，自己会从稿费中接济。
此后多年，毛泽东按时寄钱帮助堂弟一家。毛泽连始终住在韶山务农，没有借助亲属关系谋求职位。毛泽青后来也只是部队中的普通会计，并未因是毛泽东的弟弟而成为高级干部。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韶山，毛泽连是少数仍在世的儿时亲人之一。宴请乡亲时，毛泽东有意说些乡间趣事，让拘谨的乡亲们放松下来。酒席上的热闹背后，是许多熟悉的面孔已经永远缺席。
毛泽东晚年仍惦记韶山的亲人，曾嘱咐子女多去照看。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毛泽连悲痛万分。对他而言，毛泽东既是堂兄，也是曾在困顿岁月里扶持过家人的亲人，更是带他走近革命、改变其一生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