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秀兰，今年五十二岁，住在成都郊区一个老小区里。老伴儿去年腰椎动了手术，行动不便，儿子在外地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照顾，实在忙不过来，就托邻居帮我找了个保姆。
来的是个叫刘桂芳的女人，四十岁出头，圆脸，头发用皮筋扎得紧紧的，说话声音不大，做事倒是利索。第一天来，她把厨房灶台擦得锃亮，老伴儿的药也按时按点喂好，我心里挺满意的。
可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件怪事。
每次我让她去楼道口倒垃圾，她都要先把那个黑色布包往腋下夹紧，然后左顾右盼地出门，走路也快，像是后面有人追。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能看见她在垃圾桶旁边停一下，四处张望，才把袋子扔进去，然后几乎是小跑着回来。
我问她："桂芳，你倒个垃圾跑那么快干啥？"
她笑笑，说："没啥，就是怕冷。"
可那会儿已经是四月天，成都的春天，暖和得很。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那个包，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上厕所都夹着。我帮老伴儿换床单的时候，她就把包挂在门把手上，眼睛时不时瞟一眼。我试着问过一次："包里装的啥，这么宝贝？"她脸色微微一变，说："没啥，就是些私人东西。"
我没再追问，但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
老伴儿私下里跟我说："你说她该不会是小偷吧？专门摸清楚咱家情况，再下手？"我嘴上说"不至于"，心里却也没底。我悄悄清点了一遍柜子里的现金，一分不少。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锅底的水，慢慢往上冒。
转机来得很突然。
那天下午，我在厨房切菜，听见客厅里老伴儿突然咳嗽得厉害，我手忙脚乱地跑出去，一不小心撞上了放在椅子上的那个黑布包，包掉在地上，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我愣在那儿，看着地板上的东西，半天没回过神来。
不是金银细软，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是一叠皱皱巴巴的纸——有医院的检查单，有几张揉碎又展开的收据，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本子，封面上印着"低保申请"四个字。旁边滚出来一个透明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的小药片，瓶身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妈妈的药，一天两粒，不能断。"
刘桂芳从卫生间出来，看见这一幕，脸刷地白了。她扑过来，跪在地上一样地把东西往包里塞，手抖得厉害，那叠单子掉了又捡，捡了又掉。
我蹲下来，帮她捡起那个药瓶，轻声问："这是你妈的药？"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点了点头，声音哑着说："我妈有老年痴呆，住在老家，我弟媳妇照顾她。这药贵，我怕……我怕哪天钱不够，断了药。"
她说，那个低保申请的本子，是她跑了三趟街道办还没批下来的。每次倒垃圾，她都要把包带着，因为她怕放在屋里，万一我翻到，觉得她是来"打秋风"的，把她辞了。
我握着那个药瓶，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把老伴儿的情况跟刘桂芳说了说，也把我们家这些年的难处说了说。两个女人坐在灯下，说着说着，都红了眼睛。
后来我帮她联系了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个低保的事，没多久就批下来了。
她妈的药，没有断过。
刘桂芳还在我家做事，那个黑布包，她现在随手放在门口的鞋柜上，再也不夹在腋下了。有时候我看见她倒垃圾，走得慢悠悠的，还会在楼道里跟邻居搭两句话。
我常想，人和人之间，隔着的那堵墙，有时候不是坏心，只是各自揣着一肚子的难，不知道怎么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