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20日，北京中南海，王海蓉和唐闻生前来见毛泽东时，随身带着一封没有经过层层转交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当时已是79岁，身体状况欠佳，仍在处理文件、会见外宾。信封被放在办公桌上，谈完工作后，他才认真拆阅。
写信人是刘淑清，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她没有把信写成空泛的申诉，而是把丈夫的身体状况、被关押时间、审查经过以及探视时看到的细节，一项项写了下来。
刘建章1926年入党，曾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负过重伤；后来参加西南三线铁路建设，腰部和肋骨又受过伤，1964年还做过胆囊手术。这样的身体，显然经不起长期关押和审查。
1968年2月，刘建章在西昌工地指挥部被拘捕，随后转押秦城监狱。问题的症结，集中在他早年地下工作期间曾被敌人逮捕、出狱后短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一段经历上。到了特殊时期，这段旧事又被翻了出来，成为长期审查的依据。
刘淑清在信中写道，探视时看到丈夫面黄肌瘦，胳膊无法高举，说话也咬字不清。监狱每天限制饮水，每日“放风”只有30分钟。刘建章还告诉她，自己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申诉材料，曾被专案人员撕掉。
他没有明说该怎么办，只是抬起手指，朝上指了指。
回家后，刘淑清把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的女儿刘润芬叫回来商量。母女二人知道，普通申诉材料如果仍经原专案渠道转递，可能很难抵达中央，于是设法找到王海蓉和唐闻生，请她们代为转交。
王海蓉和唐闻生了解情况后，认为这不仅关系刘建章一人。她们向毛泽东反映时，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而是先把信收下。后来读完全文，他又把两人找来，详细询问刘建章的案情和秦城的管理情况。
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笺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一废除。”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是要求处理一个干部的个人问题。它直接触及审查制度和监管方式。毛泽东使用“法西斯式”这样的严厉表述，说明他关注的已不是结论迟迟未下，而是审查过程中是否存在虐待、限制申诉和不许家属正常探视等问题。
周恩来接到批示后，随即作出具体安排。刘建章先保外就医，根据病情送往医院；他的案卷要抽出，重新报有关部门审议；北京各监管场所的待遇，也要重新进行彻底检查。
周恩来特别要求，把虐待、殴打以及不合理的审查办法逐项列出，宣布废除，并向在押人员传达。若有人违反规定，要依法处理，还要允许被关押者申诉。这个安排，已经超出了“给某个人治病”的范围。
检查组进入秦城监狱后，向在押人员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军管人员随后作出检查。几天后，刘建章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治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出现转机。
值得一提的是，秦城当时关押的并不只有刘建章。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一批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也在此后陆续获得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刘淑清的来信，像一根针，刺破了原有的封闭渠道，使更多案件进入中央视野。
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并非偶然。早在1960年，中央便设立联合接待室，群众可以来信，也可以到北京反映问题。写给毛泽东的信，通常不由接待室拆阅，而是直接送交本人。对年事已高、无法频繁外出的毛泽东来说，群众来信成了了解基层状况的重要渠道。
1973年4月，他又从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的来信中，了解到知青家庭缺粮、生活困难以及招工招生中存在的“走后门”问题。毛泽东寄去300元，并批示全国同类事情很多，应当统筹解决。随后，相关信件和批示被转发，各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展开检查，国务院也召开专门会议，形成新的调整办法。
一封信能否送到最高决策者手中，往往取决于中间环节是否愿意把实情送上去。刘淑清的信被看见后，刘建章获得治病机会，秦城的监管方式也被要求全面清查，几名老干部的案件由此进入重新处理的轨道。 гістор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