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6日，太原城解放后的第三天，钟楼街一条狭窄的死胡同里，几名公安人员封住了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院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急促的脚步。立柜后面，一个头裹毛巾、身穿黑布衣的男子突然走出，跪倒在地，反复说着：“我有罪，我有罪。”
此人正是戴炳南。
太原战役结束前，徐向前把前线指挥工作交给彭德怀时，专门提到这个名字：“请务必拿下戴炳南，也一定要找到他。”这句话并非普通的战场追捕命令。戴炳南破坏起义，导致黄樵松被捕遇害，徐向前对此事十分重视。
解放军进入太原后，公安机关立即清查战俘和城内重要人员，却始终没有发现戴炳南。有人以为他已经战死，也有人猜测他趁乱逃出了城。市公安局重新梳理线索时，查到了他的马夫李士杰。
李士杰被带回审问后，很快交代了藏匿经过。原来，戴炳南早已在城内布置了几个落脚点。总攻开始后，他一面命令部下继续抵抗，一面借“督战”之名离开原驻地，躲到城东。
为了制造死亡假象，他还让亲信散布消息，说自己在前往阵地途中被流弹击中。几处公馆里甚至安排了假丧事，棺木、哭声和进出人员一应俱全。戴炳南本人则由李士杰护送，藏进钟楼街阴阳巷潘德贵家中。
阴阳巷是条不足以通行小车的死胡同，巷内只有六个门牌。地方偏僻，外人很少留意，即使在太原住了多年的人，也未必知道这里。戴炳南选择此处，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公安局决定不打草惊蛇，由副局长黄石山带领十名精干人员实施抓捕。行动前，钟楼街被临时封锁。队员冲进潘德贵家正房时，屋内一位白发老太太坐在炕上，潘德贵夫妇站在地上，神色十分紧张。
面对询问，夫妻二人起初一口否认。就在民警继续做思想工作时，立柜后面忽然走出一人。此人胡须蓬乱，穿着旧布衣，脚上是一双粗布鞋。身份确认后，戴炳南被当场戴上手铐，押往市公安局。
审讯中，他交代了1948年太原城内那场未遂起义的经过。那场起义的主角，是国民党第三十军整编三十师师长黄樵松。
黄樵松并不是突然改变立场的人。1926年前后，他在冯玉祥部任职时，便接触过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他逐渐认识到，真正愿意发动群众、坚持抗战的力量，与国民党内部的消极抗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8年，黄樵松在洛阳参加军事会议，听过朱德关于抗战和军队建设的报告。会后，他曾感慨，国民党军官穿着讲究，却未必讲得出治军和作战的道理；八路军衣着朴素，反而更懂得如何带兵。
他在部队中推行较为开明的政治工作，成立抗战歌曲队和战地服务团，要求官兵帮助百姓挑水、治病、劳动。1939年，战地服务团被撤销时，他还给离队人员发放路费，安排护送。次年，七名共产党员被捕，他顶住压力设法营救，并表示绝不愿成为民族罪人。
这些经历，使黄樵松与共产党方面保持了长期联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黄樵松曾借病请假，试图逃避战场，但最终还是被调往太原增援阎锡山。
1948年，解放军攻克临汾后，太原已陷入包围。黄樵松看到城防形势和国民党军队的败局，接受旧部高树勋的劝说，决定率部起义，并通过关系同徐向前方面接洽。计划确定后，他把行动安排告诉了长期信任的戴炳南。
偏偏这个最受信任的人，选择了告密。
戴炳南没有执行命令，而是连夜赶去见阎锡山。他跪在地上，把起义计划和盘托出，还拿出了黄樵松与解放军方面往来的信件。阎锡山当即许诺：“忠于党国，前程无量。”随后，他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黄樵松诱捕。
黄樵松进门时并未怀疑，身上还带着联络信件。等大门关闭，卫士被控制，腰间手枪也被夺走，他才明白事情已经败露。面对阎锡山质问，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更不愿让部下当炮灰。”
黄樵松以及参与联络的人员被押往南京。1948年11月27日，黄樵松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临刑前，他拒绝承认自己是“叛变”，并留下“死而无悔”等遗言。
八个月后，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依法判处戴炳南死刑。这个曾经躲在柜后的军官，最终没有逃脱审判。黄樵松的身份后来得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追认其为革命烈士；1979年，其骨灰迁葬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