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吴华夺带着一桩压在心头多年的旧问题，往返于总政治部和军政大学之间。他原本没有抱着升迁的念头，只想把历史问题说清楚，政策落实后，安安稳稳地退下来。
事情的症结，得从南京军事学院说起。1962年，吴华夺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按当时职务和级别，属于大军区副职。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后，他被调往兰州军区任职，名义上是副司令员，却没有真正到岗，而是被安排到工厂劳动。
这段经历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疑问：如果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为何不让他履行职务？如果问题尚未查清，又为何后来让他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那个特殊年代，许多事情的处理并不完整，个人命运往往被夹在一纸决定和实际安排之间。
九一三事件后，吴华夺结束劳动，被任命为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表面看是重新工作，实际职务却比过去低了两级，待遇也没有完全按照副司令员办理。周恩来曾对他说，出来工作，先不要计较职务高低。这句话，既是劝慰，也是当时许多老干部重新工作的现实要求。
在陕西，他并没有把精力耗在个人得失上。陕西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省国防工业系统下辖六十多个工厂和研究机构。吴华夺担任省国防工业副主任，协助省军区政委颜金生处理事务，重点放在消除派性、加强协作和恢复生产上。
厂矿分散，任务又重，他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哪个单位生产什么，进度如何，存在什么困难，他都要过问。几年下来，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的许多工厂和研究所，他几乎走了个遍。有人觉得这是事务性工作，他却把它当成重新建立秩序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吴华夺并未因为自己处境特殊，就把工作做成敷衍应付。相反，他对生产环节抓得很细，对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格外谨慎。派性刚刚消退时，最怕的是旧矛盾换个方式重新出现。因此，他更多采取协调和沟通，很少用简单命令压服别人。
到了1975年，他决定进京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奔波一段时间后，事情仍没有得到彻底落实，职务安排却先有了变化。军政大学政委唐亮见到他，只说了一句：“回去吧，你的任命下来了。”
吴华夺听完，以为唐亮是在打趣。自己连旧问题都没有弄明白，怎么会突然任命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没有轻易相信，又找到老战友、时任副总参谋长的胡炜询问，这才逐渐弄清了任命的来由。
这个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原本，他想到政策落实后离休，没想到组织上仍把他放回军区领导岗位。多年以前那段没有到任的经历，似乎留下了一个缺口；如今重新任职，至少说明他并没有被永远排除在部队工作之外。
到兰州军区后，吴华夺主要分管动员和民兵工作。军区边防线长达八百多公里，沿线多是沙漠、戈壁，点位分散，人烟稀少。了解情况不能只看材料，他便深入边防地区，逐点调查民兵组织和训练状况。
有人劝他不必每个点都去，长途跋涉太辛苦。他回答：“不去怎么行？不看、不问，怎么知道实情？”这不是一句场面话。民兵既受军队指导，也受地方领导，平时还要种地、工作，训练与家庭生计之间常有冲突。
吴华夺询问的不只是训练人数和装备情况，还关心民兵参加训练时误工怎么办，家里劳动力减少后如何安排，地方能否解决必要补助。对他来说，民兵建设不能脱离群众生活。只讲要求，不管实际困难，纸面上的战斗力很难落到实处。
他的性格，在生活细节里也很明显。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时，家中人口多，收入却有限，来访的同事和学员也不少。饭点来了客人，总不能让人空着肚子离开，他常对来客说：“我们家就是你们家。”这句话朴素，却让许多人记了很久。
他不摆架子，和司机、机关人员相处自然，还向他们学习腌菜、泡菜和制作豆瓣酱。萧克曾感慨他的交往广泛，而那些前来探望的人，许多正是南京军事学院时期的学员、同事和老战友。
对别人宽厚，对自己却要求严格。儿子想参军，因年龄不够，曾考虑找人帮忙。他没有同意，只说：“两年后，光明正大地从前门当兵走。”在他看来，干部子弟更不能利用父亲的职务走捷径。
吴华夺并非凭资历停留在岗位上。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和军事理论，边工作边学习，取得高级系和基本系的毕业证书。刘伯承对他的学习态度给予过肯定。多年以后，面对个人问题的反复和职务上的曲折，他仍能把心思放在边防、民兵和建设上，这也解释了唐亮那句任命为何并非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