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5日晚，福建南澳岛以东海面，两艘国民党海军军舰悄然驶向大陆沿海。舰上官兵并不知道，解放军海军已经在岸上发现了异常目标，一场后来被称为“八六海战”的战斗，正在黑暗中逼近。
这次行动并非普通巡航，而是“国光计划”中的一次侦察与袭扰行动。按照设想，军舰接近大陆沿岸后，派出人员搜集情报，摸清解放军海防部署，为后续行动提供依据。
出发前，原定参战的“太康号”出现故障，只得临时更换为“剑门号”。另一艘军舰是“章江号”。临时换船看似只是装备调整，实际上打乱了此前的训练和协同，舰艇之间对航路、信号和应变方式的熟悉程度，都受到影响。
更关键的麻烦在指挥体系。行动由胡嘉恒少将率领，海军方面的刘广凯负责较高层面的统筹，但有关作战细节的讨论并不充分。刘广凯后来曾表示，自己看到完整方案时，舰艇已经出航，许多问题已没有时间重新修正。
海面上的战斗，往往不是单看军舰大小。谁先发现目标，谁能迅速集中兵力，谁的通信更顺畅，都会改变结果。解放军岸上观察哨发现目标后，汕头水警区立即组织快艇出动，并协调空中力量进行支援。
当时解放军海军装备和探测手段并不占优势，目标型号一度难以确认。可海防部队没有因此停在原地等待，而是根据航向、距离和海面动静判断敌情。对方军舰的炮火，反而在夜色中暴露了自身位置。
这成了战局的转折点。
解放军护卫艇和鱼雷艇分路接近，原本准备从两侧形成夹击，却因航速不同，出现了先后抵达的情况。包围没有完全形成，战斗一度变成追击。这个细节很重要，它说明解放军并不是凭借绝对优势取胜，而是在混乱海况中不断修正部署。
“剑门号”开始撤离，“章江号”则逐渐与其拉开距离。鱼雷艇曾试图靠近攻击，但受海雾、能见度和海上机动影响，几次射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燃料与航程也限制了持续追击，只能暂时返航。
此时，解放军一侧仍有护卫艇留在战场。数量不多，火力也不算强，若逐舰分散攻击，很可能被对方舰炮压制。海上指挥员孔照年据此作出集中兵力的决定，把目标锁定在孤立的“章江号”上。
几艘小艇从不同方向接近，以密集炮火反复打击。军舰受损起火后，舰上秩序迅速混乱，部分人员跳海。值得一提的是，小艇编队并没有因为敌舰吨位较大而退缩，而是利用目标转向不便的弱点，持续压缩其机动空间。
“章江号”失去战斗能力后，解放军部队又转向追击“剑门号”。这艘军舰试图摆脱追踪，却没有形成有效还击。双方距离缩短后，护卫艇从侧后方展开攻击，舰炮命中目标。相关战史记载，从接触到击沉，战斗过程持续时间并不长。
八六海战中，国民党海军两艘军舰被击沉，解放军海军取得了自成立以来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海上胜利。它的影响并不只在战果本身，更在于解放军以较小型舰艇完成了发现、追击和集中攻击，显示出近岸海战的战术特点。
那么，国民党海军为何会输得如此迅速？装备临时调整，是一个原因；指挥脱节，则更为致命。原定计划、现场行动和后方判断没有形成紧密衔接，前线舰艇面对突发情况时，很难得到及时而明确的命令。
通信问题也放大了这种混乱。海上距离一拉开，夜间识别和信号传递便十分困难。指挥部掌握到的情况不完整，舰上判断又未必能及时上传，双方像是在两张不同的地图上作战。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行动目标本身偏重隐蔽侦察，却没有为遭遇强力拦截准备足够的退路。舰艇一旦暴露，任务便从侦察转为撤离；撤离途中若再被分割，原有的火力优势就难以发挥。
战后，刘广凯提交辞职报告，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请求。蒋经国也曾出面安慰，但这场失败对国民党海军指挥层的冲击已经形成。它暴露出的并非单一军舰性能问题，而是临时换船、计划仓促、协同不足和战场判断迟缓共同造成的结果。
海战从来不是武器清单的简单比较。军舰再先进，若不能及时发现敌情，不能统一行动，也可能在几艘小艇的连续攻击下失去主动。八六海战的具体战果，正是在这样的海况、指挥和战术选择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