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北京，李作鹏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转达了一句话：陈光希望老首长能替自己说情。罗荣桓听完，没有立即表态，只是沉默了片刻。这个沉默，并非薄情，更不是对老战友见死不救，而是因为他清楚，陈光面临的症结，不在有没有人替他说话，而在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
陈光与罗荣桓的关系，远不是普通上下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人已经相识。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陈光是第343旅旅长。1938年，师长林彪负伤赴苏联治疗，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则负责政治工作，二人由此形成了长期搭档。
这段合作并不轻松。
陈光能打仗，敢担责，执行任务时行动果断。平型关战斗之后，第115师在山东逐步打开局面，部队从小到大，军事力量和地方基础不断壮大。陈光在其中的作用不容抹杀。尤其在敌后环境复杂、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带兵打胜仗，绝非只靠勇猛就能做到。
然而，能打仗与善于处理组织关系，并不是一回事。陈光性情刚烈，认准的事情很难改变看法，遇到不同意见时又容易直接顶撞。抗战时期，他与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相处不够融洽，罗荣桓曾多次从中调和。部队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常常需要罗荣桓出面缓冲。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既是陈光的老领导，也是少数能够劝住他的人。两人在工作中有过分歧，却没有因此割断战友情谊。陈光的婚姻，也与罗荣桓家庭有过联系。正因为交情深，后来陈光身陷困境时，很多人都以为罗荣桓出面，事情或许就能出现转机。
但真正令陈光处境恶化的，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小事。
1950年1月，陈光调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到任后，他未经批准，组织人员开展与情报有关的培训，并试图向海南、港澳一带搜集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地区形势敏感，军队干部开展此类工作，必须严格依照组织程序。陈光擅自行动，已经超出了个人职权范围。
叶剑英发现问题后，曾找陈光谈话，希望他说明情况、检查错误。按照有关回忆，谈话过程并不顺利，陈光情绪激烈，甚至当面拍了桌子。军区随后召开生活会，目的也是帮助他认识问题，可陈光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出于工作需要，不接受批评。
这就不只是工作方法问题了。
军队最看重服从组织。哪怕出发点是为了完成任务，只要绕开请示、擅自决定，造成的后果就必须承担。陈光长期在战场上独当一面，形成了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在战斗中可能转化为果断，在组织生活中却容易变成不受约束。
1950年7月23日，广东军区参谋长李作鹏约陈光外出划船。就在这段时间，保卫部门对陈光住所采取了控制措施。陈光返回后，被告知职务被撤销，并接受审查。此后，他受到管束，组织上也安排老部下多次前去谈话，希望他能够冷静下来，承认错误。
毛泽东曾表示，只要陈光能够认识问题，党组织并非不给机会。话说得很清楚，门并没有彻底关上。可陈光始终把处理决定归结为林彪的打击和排斥，认为自己是被人陷害，因而拒绝作出检讨。后来，他被开除党籍，处境进一步恶化。
李作鹏对此一直感到不安。1950年冬，他去看望陈光时，陈光托他向罗荣桓求情。李作鹏转达后，罗荣桓只说：“他自己不肯认错，恐怕谁也帮不了。”
这句话很重，也很克制。
罗荣桓没有借私人情分干预组织处理，更没有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替陈光作保证。对于一名长期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维护组织原则，恰恰是对老战友负责。倘若只凭旧日情谊开口，反而可能让问题更加复杂。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长期管束和精神压力下自杀，年仅四十余岁。消息传出后，毛泽东曾为之叹息。陈光的军事才能和历史功绩没有被抹去，但他的性格缺陷、组织观念薄弱以及拒不认错，也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
陈光去世后，罗荣桓把对老战友的帮助放在了家属身上。他嘱咐妻子林月琴尽量照顾史瑞楚和孩子，夫妇二人有机会便邀请他们到家中，生活上能帮的地方尽力相助。罗荣桓去世后，林月琴仍继续照应陈光家人。
1986年，林月琴等老同志联名向中央提出复查请求。经过重新研究，中央于1987年作出结论：陈光个人主义严重，存在无组织、无纪律问题，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功绩卓著，原有处分偏重，决定恢复其党籍。
这份结论没有简单翻案，也没有抹去责任，而是把功绩与过失放在同一份历史判断中。罗荣桓当年没有替陈光求情，却用余生照顾了他的家人；陈光未能等到重新评价自己的那一天，党籍恢复之时，距离他离世已经过去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