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上海地下斗争仍处在极端紧张的状态，曹轶欧在多年后回忆康生时，提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往事：顾顺章叛变后，康生曾用斧头杀害顾顺章的家人。这个说法后来广泛流传，但它出自个人回忆，原始材料、具体对象和发生时间仍需谨慎核对，不能只凭一句回忆便当作完整史实。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1931年，他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随即向国民党方面提供大量情报。由于他熟悉中共中央机关、交通线路和人员关系，叛变造成的威胁远超过一般人员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迅速转移，许多同志改变住址，部分联络方式也被迫废止。
这场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顾顺章知道的并不只是几个名字。他参加过中央特科的工作，熟悉保卫系统的运转方式，也了解一些领导人的生活习惯。对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组织来说，一旦关键情报连续泄露，后果很可能是成片的破坏。
康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为中共隐蔽战线和组织保卫工作中的重要人物。相关回忆称，他参与过审讯、甄别和反内奸工作，也直接介入过一些处置行动。地下斗争没有公开法庭，行动往往要求迅速、保密，甚至带有极强的强制性。这样的工作，容易把人的判断推向另一个极端。
曹轶欧后来接受采访时，曾把康生描述成“亲手处决过敌人和叛徒”的人物。她还提到，顾顺章叛变后，康生曾用斧子劈死顾的家人。问题在于，这段话的具体文本存在转述和删节，所谓“家人”究竟指谁，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是否有同时代档案相互印证，均不能轻率下结论。
有意思的是，顾顺章叛变发生在1931年，而标题中使用的是1933年。时间差并非小事。地下工作本就隐秘，回忆者又是在多年之后叙述，记忆混淆、采访转录失真，都可能造成日期偏差。历史写作若忽略这一点，便容易把传闻加工成确定事实。
但即便撇开这段具体说法，康生在革命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也绝不是一个只会读书写字的文人。出身于山东诸城一个有文化背景的家庭，他早年接受过传统教育，后来参加革命，长期从事组织和保卫工作。文化修养与政治操守并不是一回事，读书多，也不代表做事一定宽厚。
这一点在后来一些政治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参与审查和甄别工作；1943年以后，审干和“抢救运动”扩大，部分人员在审查中受到错误对待。许多案件后来得到纠正，但被牵连者承受的身心损害，并不会因一句“工作失误”便彻底消失。
1967年的“苏枚案”，也是有关康生夫妇争议较多的一桩事件。曹轶欧的妹妹曹文敏，化名苏枚，在北京家中死亡。围绕她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康生夫妇提出了与尸检意见不同的判断，随后多人受到审查，参与救治和鉴定的医务人员也被牵连。案件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普通家庭纠纷的范围。
“她不可能是自杀。”据有关回忆，康生曾这样坚持。可在政治权力介入司法判断之后，证据便很难保持原有的分量。一个人的判断，若能够决定调查方向，甚至决定他人的命运，错误就不再只是个人看法，而会变成一串真实的灾难。
1980年，中共中央撤销康生悼词，对其政治品质和所犯错误作出严厉结论。此后，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个处理，反映出党内对其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也说明公众对相关迫害行为长期积累的不满，最终形成了强烈反响。
康生身上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恰恰是文化能力、组织手段和权力意志结合在了一起。一个人可以熟悉古籍，擅长书画，也可以在现实斗争中变得冷酷无情。才华不能替代道德，能力也不能抵消责任。
因此，关于“用斧子劈死顾顺章家人”的说法，既不能简单照单全收，也不能因为细节存疑，便替康生洗去其他已经有大量材料涉及的历史责任。对这类往事，最稳妥的态度，是把事实、回忆与传闻分开，把能够确认的部分讲清楚，把尚待考证的部分留下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