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称经济再平衡还需投资纯属狗尾续貂，再平衡的真经该怎么念？|内需|国民收入|消费率|经济增长目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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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仍要依靠投资。但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向供强需弱，继续投资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压力。真正的再平衡，不是继续做大供给，而是提高居民收入、修复消费信心，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需求端。

中国经济再平衡，到底应该继续投资，还是应该把重点转向居民？

这个问题，可能比“增长多少”更加重要。

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主题就是“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林毅夫在论坛上谈到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中国经济再平衡时，给出的答案依然是：投资。

那么问题来了，当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供给不足”逐步转向今天的“供给强、需求弱”，继续投资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新的问题？

一、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无论怎么再平衡，还是需要继续加大投资。

林毅夫在发言中继续贩卖其“新结构经济学”，核心主张一如既往：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中国无论怎么再平衡，都只能继续加大投资。

林毅夫的逻辑链条看起来相当完整。他首先摆出一组数据：美国从196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3.3%，2008年后降至2.1%；欧元区从3.1%降至0.9%；全球从3.7%降至2.7%。结论是：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疲软，且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中国出口部门。1978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8.1%，加入WTO后到2008年更是高达21.4%。民营企业看到这个增速，拼命投资建产能。但2008年危机后，出口增速骤降至5%左右。原来为20%增长准备的产能，瞬间变成了过剩产能。“产能大需求小当然就会卷”，林毅夫如此解释当下的内卷现象。

于是他得出结论：想靠国内消费来吸收出口产能的不足，根本不现实。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只占18%，不可能用18%的需求旺盛来弥补82%的需求疲软。“量上不对等，信心上也有影响”。

那怎么办？林毅夫给出三条路：投资产业升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投资绿色基建和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消化产能。

这套说辞听起来头头是道。但仔细一琢磨，问题大了去了。

二、林毅夫用不变的投资应付万变的经济，纯属狗尾续貂。

我认为，林毅夫这套逻辑最大的争议，并不是“投资有没有用”，而是在什么阶段投资最有效。

林毅夫最大的问题，是用一套三十年不变的药方，去治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问题。

中国前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只能证明在供给严重不足的时代，超前投资具有推动经济增长、平衡供弱需强的能力。那个年代，什么都缺，投资就是创造供给，供给就是创造需求，逻辑自洽。

中国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证明的是一个道理：在供给严重不足、需求旺盛的时代，投资能够迅速扩大供给，并形成经济增长。

但如果经济钟摆已经从“供弱需强”摆向“供强需弱”，那么继续扩大供给，就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企业投资增加，产能增加；产能增加以后，如果需求没有同步增加，就会出现库存压力、价格竞争和利润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讨论“投资”，不能只看投资能创造多少GDP，还必须看投资创造出来的产能最终由谁来购买。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毅夫把全球经济简单理解成“中国18%的需求”与“海外82%的需求”，然后认为中国无法依靠自身消费弥补海外需求不足。

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疲软的是那18%，而82%中的大多数经济体，正处于需求旺盛、通胀回潮、需要加息的状态。

看看数据。美国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长3.4%，商品消费增长4.3%，服务消费增长3.1%。固定投资增长7.0%，非住宅投资增长8.5%，住宅投资也结束了连续五个季度的收缩。AI资本开支还在加速，亚特兰大联储GDPNow估算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增长率超过5%。美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风险，正在从“增长不够”转向“增长太强之后通胀怎么办”。

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82%外部经济体，再平衡的重点是通过加息抑制需求、增加供给，确保供给与旺盛的需求匹配。而我们呢？从2021年下半年就进入降准降息的宽松周期，因为我们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不是供给不够。

这就是欧洲央行9月10日将三大政策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接着美联储、日本央行也先后加息25个基点的基本经济逻辑。

这至少说明，不能简单把中国面对的需求不足，与整个世界的需求不足画等号。

因为中国自身的数据，恰恰越来越值得警惕。

2026年1—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只有1.1%，8月份更只有0.4%；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

这是什么？

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生产能力增长与有效需求增长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

与此同时，与超前投资相匹配的出口环境，也今非昔比。

林毅夫拿197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18.1%的出口高增长为中国继续投资出口产能做注脚，但他刻意忽略了那三十年正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生产线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致力于发展现代服务业，需求持续增长而本地生产随着制造业外迁而减少，为我们出口高速增长创造了空间。如今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不少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吸引关键制造业回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与美国、欧州等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

此一时，彼一时。面对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格局，还妄想继续投资、通过出口输出过剩产能，不是刻舟求剑是什么？

三、投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已为穷途末路，增加个人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方可柳暗花明。

那么，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再平衡，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不是简单减少投资，而是改变增长动力的排序。

投资当然仍然重要。产业升级需要投资，科技创新需要投资，绿色转型需要投资，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不能再把扩大供给能力当成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办法。

当经济进入“供给强、需求弱”的阶段以后，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应该从“做大生产端”，逐步转向“做强居民端”。

说到底，就是六个字：让居民有钱花。

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增长5.2%；但同期居民收入中位数19036元，仅为平均收入的82.8%。所以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3.7%。

这意味着什么？收入在增长，但由于收入不均衡，消费率低的高收入者增长快，消费率高的低收入者增长慢甚至下降，所以消费释放得并不充分。所以，扩大内需绝不能简单理解成发消费券、搞促销、刺激短期消费。

真正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同时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长期支出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压力。

因为一个家庭敢不敢消费，看的从来不只是今天工资增加了多少，还要看未来有没有保障。

有钱，才是“有能力消费”；有保障，才是“敢于消费”；有稳定预期，才是“愿意消费”。

这也是我此前反复强调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扩内需”，不是简单地把更多商品生产出来，再想办法卖出去；而是让更多居民获得更稳定、更持续的收入，让居民成为经济增长真正的最终需求主体。

事实上，9月19日清华五道口论坛之后，关于“国内再平衡”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一部分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涉及收入分配、房地产、地方债务以及居民预期等多个方面，扩大内需不能只依靠短期刺激，更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和信心，并推动“投资于人”。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真正应该念的“真经”。

过去几十年，我们最擅长的是投资、生产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