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重新走上重要工作岗位的问题。会场气氛并不轻松，国内工作积压已久，周恩来身体欠佳，许多事务亟待有人出面处理。毛泽东看中了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友。
毛泽东当场说：“我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这句话不只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说明邓小平的复出，带有解决现实难题的明确目的。
两人的交往，远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1927年8月，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年仅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的邓小平负责中央秘书工作，毛泽东则正在探索农村革命道路。两人身份不同，思考的问题却都指向中国革命如何走出困境。
1931年，邓小平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支持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和战争指挥的主张，也因此受到过排挤。那段时间，毛泽东曾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并非一句轻松的称呼，背后是对邓小平立场坚定、敢于承担的认可。
真正的信任，往往是在压力下形成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与刘伯承并肩作战。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在后方作出判断和部署，邓小平则在前线把复杂命令变成具体行动。
1948年，邓小平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明年见面的时候，就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了。”这句话没有铺陈太多，却点明了战略决战前夕的形势变化。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离不开中央的统一指挥，也离不开前线将领的果断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处理剿匪、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等多方面事务。1952年，他调回北京，参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央总书记，承担起协调书记处和中央大量具体工作的重任。
毛泽东看重的，正是邓小平办事干练、判断明确的一面。1959年，毛泽东曾用形象的说法评价两人的分工：“我挂正帅，邓小平是副司令。”这既有谈笑意味，也反映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中的实际分量。
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后，邓小平多次参加两党会谈。1963年，他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同时注意谈判方式和外交分寸。毛泽东把他推到重要谈判位置，正是因为他既有坚定立场，也懂得如何在复杂场合周旋。
1962年以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经济调整及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分歧。分歧并没有抹去过去的信任，但政治风浪使邓小平再次离开核心工作岗位。1971年，邓小平在江西给中央写信，表达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愿望。毛泽东看过信后，开始考虑让他重新发挥作用。
复出并不意味着旧有问题全部消失。1973年1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对邓小平说：“有些人怕你。”随后又叮嘱：“柔中寓刚，绵里藏针。”邓小平没有多作解释，只表示责任很重。毛泽东回答：“没办法了，只好由你来担起来了。”
这八个字，实际上包含着一套工作方法。所谓“柔中寓刚”，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处理问题时不把话说绝、不把矛盾推向极端；“绵里藏针”，也不是耍手腕，而是在表面平和之下保持判断力和执行力。对邓小平而言，关键在于既要恢复秩序，又不能让调整变成新的震荡。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国内主持国务院部分工作。他面对的是经济困难、机构运转不畅和干部队伍状态复杂等问题。此后，他推动整顿，强调铁路运输、工业生产和行政效率，许多措施很快见效。
遗憾的是，这次复出仍未能持续到底。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未能参加告别仪式，只能在家中设灵堂悼念。两位相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经历过合作、分歧，也共同承担过战争和建设年代的重大压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仍强调必须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那句“柔中寓刚，绵里藏针”，也成为毛泽东对邓小平性格和工作方式的一次概括：外在可以平和，原则不能后退；处事可以灵活，方向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