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被养老院的面包车强行送回来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周三下午。车门“哗啦”一声被拉开，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护工像搬运危险品一样，将公公的轮椅抬了下来，紧接着扔下来的是三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带队的是养老院的王副院长，一个平时说话和气、见谁都笑眯眯的中年女人。但此刻，她的脸色铁青，眼皮因为愤怒或者疲惫还在微微抽搐。她大步流星地走到我面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一把塞进我手里。
那是这个月的托养费，整整八千块，连同押金，一分不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王院长先发制人了：“建国媳妇，钱退给你们，人我们全须全尾地送回来了。当初你们说老爷子脾气有点古怪，我们想着干养老这一行的，什么难缠的老人没见过？但是今天，这人我们哪怕是关门歇业，也绝不敢再留了。”
我看着轮椅上耷拉着眼皮、嘴角却挂着一丝若有若无冷笑的公公，心里那股熟悉的窒息感又涌了上来。我几乎是哀求着拉住王院长的袖子：“王姐，是不是钱不够？他是不是又骂人了？您多担待，我再加两千行不行？我们夫妻俩真的是没办法了啊。”
王院长叹了口气，拂开了我的手，眼神里满是同情，但语气却斩钉截铁：“这不是钱的事。你公公他不是老糊涂，也不是有认知障碍，他就是单纯的……坏。坏透了。”
“坏透了”这三个字从一个见多识广的养老院院长嘴里说出来，像一记闷棍砸在我头上。我站在秋风里，看着绝尘而去的面包车，再看看轮椅上那个让我和丈夫建国在过去五年里痛不欲生的干瘦老头，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把公公送进那家高档养老院，是我和建国下了血本的。建国是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我在私企做财务，两人加起来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刚过两万。八千块的养老院费用，几乎榨干了我们所有的结余。但我们必须出这笔钱，因为如果再把他留在家里，我和建国这辈子的婚姻，甚至我们的命，都要搭进去了。
公公是从婆婆去世那年搬来和我们同住的，婆婆在世时，在这个家里就像个隐形人，包揽了所有的脏活累活，还要忍受公公动辄的打骂和羞辱。婆婆走得很突然，突发心梗，倒在厨房的水槽边。当时公公就在客厅看电视，听见动静连屁股都没挪一下，直到两个小时后他饿了，去厨房找吃的，才发现婆婆已经凉了。
建国处理完丧事，不忍心留他一个人在老家，就把他接到了城里，而噩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只是丧偶后心情不好。他嫌我做的饭淡了，一把掀翻了桌子，滚烫的排骨汤溅在我的脚背上，烫起了一大片水泡。建国说他两句，他就开始嚎啕大哭，跑到小区楼下逢人就说儿子儿媳要饿死他，不给他饭吃。
为了息事宁人，我们请了保姆。第一个保姆干了三天，哭着跑了，因为公公半夜故意把尿壶打翻在她床头；第二个保姆干了一个星期，要报警，因为公公把自己的金戒指藏在鞋底，诬陷保姆偷窃，非要搜人家的身。
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明面上的折腾，而是他那种阴暗的、见不得别人好过的心思。
他见不得我和建国感情好，只要建国下班回家和我多说了几句话，公公必定会弄出点动静。要么是捂着胸口在地上打滚说心脏疼，等救护车来了，医生一检查各项指标正常得像个三十岁的小伙子；要么就是拿拐杖把家里的花盆全砸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
狐狸精
有一天深夜，我起夜喝水，看到建国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住他。建国转过头，满脸是泪，绝望地看着我：“夏夏，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怕我有一天会忍不住杀了他，然后再自杀。”
送他去养老院的那天，他破天荒地没有闹，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我以为花钱能买来安宁，哪怕日子紧巴点。可我万万没想到，他把他的“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养老院。
把公公推进客厅后，我给建国打了电话。半小时后，建国气喘吁吁地跑回家，看着大刺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公公，还有地上的行李，彻底崩溃了。
他红着眼睛拨通了王院长的电话，按了免提。电话那头，王院长把公公在养老院的“光辉事迹”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建国啊，不是王姐不帮你，你爸他根本就是个滚刀肉。”王院长在电话里也是满腹委屈，“刚去的第一周，他装可怜，把同屋一个轻度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子的水果和营养品全偷吃光了，还跟人家家属说是那老爷子非要给他的。这也就算了，贪点小便宜我们能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