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并不是否定杨成武的战功，更不是对他能力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杨成武在军队中资历深、威望高，又有总参谋部工作的经验。问题在于，重建时期的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总参谋长，和战争年代需要什么样的将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杨成武出身福建长汀农家，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这个团承担开路任务，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行动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开路先锋”这个称呼，不只是战士们的赞誉，也说明他在险急任务面前敢于担责。
1935年，中央红军准备过草地时，杨成武曾奉命到毛尔盖接受任务。毛泽东指着地图，提醒他草地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必须为部队找出一条能够通过的道路。杨成武汇报说，战士们缺少棉衣，粮食也很紧张。
谈话结束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进食。邓发端来几个青稞面窝头，告诉他：“这是主席留给你的晚饭。”杨成武只吃了两个，剩下的没有动。这个细节或许不大，却能看出当时部队生活的艰苦，也能看出杨成武身上那种近乎本能的克制。
后来，红四团完成了过草地的先导任务。杨成武的长处逐渐显现出来：执行命令坚决，面对困难敢于硬碰硬，组织部队也有一套办法。这些品质在战场上极为宝贵。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杨成武负责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警卫部署。沿线车站、桥梁和重要地段，都提前安排了部队。专列经过时，他还亲自随行检查。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正是在一次次具体任务中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复杂。1954年，他兼任防空军司令员，在空防力量薄弱的条件下，着手组建高射炮部队，摸索空中警戒和防空作战的制度。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他参与作战筹划；西藏平叛期间，又负责落实相关军事部署。
这些经历说明，杨成武并非只会带兵冲锋。他熟悉部队，也懂得参谋工作，能够把中央意图转化为具体方案。1965年罗瑞卿离任后，中央决定由他代理总参谋长。面对任命，他曾表示：“我的能力还不够，还是给叶帅当助手更合适。”邓小平则明确告诉他，决定已经作出，不能再推辞。
担任代总参谋长期间，杨成武重视军事科学技术，推动电子对抗等领域的建设。1974年重新参与总参工作后，他注意到外国电子设备发展迅速，雷达、通信面临的干扰越来越复杂，便主持起草有关加强电子对抗统一管理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他原则性强，办事认真，聂荣臻才认为他适合担任总参谋长。1979年，邓小平准备卸下总参谋长职务，军委开始酝酿接任人选。聂荣臻推荐杨成武，考虑的正是他的资历、经验和对军队情况的熟悉。
但邓小平看到的是另一面。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后，参谋工作不仅要懂军事，还要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杨成武作风硬朗，坚持原则，决策时不轻易让步；同时，军内对他出任总参谋长也存在不同意见。这样的性格，在战场上是优点，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却可能增加协调难度。
因此，邓小平所谓“不太合适”，针对的是岗位要求，不是个人功绩。军队建设需要不同类型的干部，有人长于作战指挥，有人长于统筹协调，有人适合主持大军区工作。杨成武后来继续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负责东南方向的部队建设，实际上也是把他的长处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
1983年，杨成武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将不少精力投入文史资料工作。2004年2月14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那场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分歧，也因此成为军队干部使用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战功、资历固然重要，岗位需要与个人特点能否相合，同样不能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