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舟山群岛附近海面，快艇艇长张逸民率艇执行作战任务。那时的鱼雷快艇，艇小、速度快，火力和防护却十分有限。一旦冲入敌舰射程，几乎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这次行动之后，张逸民和艇上官兵获得嘉奖。他本人荣立二等功，所在快艇有多人立功。对海军来说，击沉敌舰不仅是一次战斗胜利，更是对舰艇性能、指挥判断和官兵胆略的综合检验。
张逸民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作高级指挥员。此前数年，他主要担任艇长，接受训练、熟悉装备，也在反复演练中摸索快艇协同作战的方法。真正经历实战后，他的能力才被上级看见，职务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艇长到大队参谋长，再到大队长，张逸民逐步离开单艇突击位置，转向指挥更大规模的舰艇行动。大队在当时相当于陆军的团级单位，指挥员不仅要敢打，还要安排侦察、判断海况、计算航路，并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决定。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积累战功。八六海战后，张逸民作为东海舰队代表前去学习，认真研究战斗经过，概括出“高速炮艇优越，快艇战法欠灵”这句话。话不长，却点出了部队装备运用和战术配合上的差距。
返回部队后，他把注意力放在训练上，带领三十一大队反复研究战法。海战不是演习，敌情、海况和舰艇位置随时都会变化。过去有效的办法，到了新的战场上未必管用，指挥员必须让部队形成临机应变的习惯。
崇武以东海战打响时，张逸民原本正在安排日常工作，突然接到参战命令。他让部队做好出动准备，自己赶到水警区参加会议。参战舰艇共有十二艘，其中包括六艘鱼雷快艇，相关部队由他负责指挥。
战斗中，张逸民没有拘泥于原定部署，而是根据海上态势多次调整战术。后来他回忆，那次行动带有明显的仓促性，但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指挥员的判断力得到了检验。此战中，海军鱼雷舰艇部队首次取得击沉敌舰、击伤另一舰艇的战果。
这场战斗带来的意义，不只是增加了一次战功。更关键的是，张逸民开始从一名善于突击的艇长，转变为能够组织多舰协同、临场调整部署的指挥员。战场给他的考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勇敢，而是看他能否带着部队完成任务。
1965年至1967年间，他由支队副参谋长升任支队副政委、政委，短短两年便进入正师职岗位。这样的升迁，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中并不常见。许多干部长期停留在团、师级岗位，资历、能力和战功缺一不可。
1968年，张逸民担任支队政委不久，又被调任舟山基地政委。面对这次过快的安排，他曾表示自己还需要历练，建议先任副政委。可是几个月后，他仍被任命为基地政委，成为正军职干部，年仅39岁。
这次提拔也改变了他与许多老领导之间的职务关系。过去，张朝忠担任大队长时，张逸民还是艇长；张朝忠担任支队长时，张逸民已成为大队长；当张朝忠升任基地副司令时，张逸民却已经走到基地政委的位置。
军队用干部，既看战功，也看综合能力。张逸民的经历说明，和平时期的晋升并不是简单依靠一次战斗立功，而是要把作战经验转化为训练能力、组织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能在不同岗位上持续发挥作用，才可能获得连续提拔。
1970年，上级准备从中青年干部中选拔人员，充实总参和总政等重要岗位，张逸民进入考核范围。有关安排后来没有继续落实，具体原因已难以从现有材料中完整还原，但他被列入考察对象，本身已说明当时受到的重视程度。
遗憾的是，1971年以后，他的工作和个人处境出现变化，曾经迅速上升的势头中断。此后多年，他逐渐淡出重要岗位，到了八十年代，结束军旅生涯。那段从海上突击艇长到正军职干部的经历，也随之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