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后，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忽然问起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王盛荣后来怎么样了？现场短暂沉默，有人低声回答，他因一桩经济问题被判处死刑。毛泽东听后十分震怒，要求立即核查并放人。这段往事，后来由知情者多次回忆，成为王盛荣一生最具戏剧性的转折。
王盛荣是谁？他没有显赫家世，也不是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他出生在湖北武昌汉阳门外的贫苦家庭，父亲做搬运，母亲靠制作竹筷补贴家用。家里实在难以维持，他年少便到沙场做工，尝尽了底层劳动者的艰辛。
正因为见过穷人的日子，王盛荣很早便投身工人运动。1926年，他在湖北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青团，后来担任童子团团长。1927年，他转为中共党员，负责湖北省委的交通联络。那不是坐在屋里传递文件，而是要穿过层层盘查，稍有差池便可能丢掉性命。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极其危险。王盛荣曾参与八七会议的组织和保卫工作，也是在那个阶段认识了毛泽东。两人后来长期分处不同岗位，但毛泽东对这个行动果断、办事可靠的湖北工人，一直留有印象。
1932年冬，中央苏区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正在赣南一带调查。王盛荣奉命带人连夜赶去通知。抵达附近时，他发现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已经与地方武装交火，形势十分紧张。枪声密集，村口混乱，谁也说不准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王盛荣没有停留，带着一个排迅速冲入村中。按照有关回忆材料，他在混战中找到毛泽东时，几名武装人员正逼近过来。王盛荣突然出声吸引对方注意，随即开枪掩护，并设法把毛泽东带离险地。
当时毛泽东身体不适，行动并不方便。王盛荣一面观察敌情，一面架着他借助地形撤退。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危急关头，真正重要的不是口号，而是能不能靠近危险，能不能把人带出来。也正因如此，王盛荣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特殊分量。
1933年，中央苏区曾多次设法向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运送经费。前两次均未能安全抵达，第三次，组织把任务交给王盛荣。邓颖超将装有三万五千美元的箱子交给他，嘱咐务必送到上海。
王盛荣从江西出发，经广东、香港辗转前行，途中要应对盘查、跟踪和身份暴露的风险。最终，他将经费完整交给上海方面负责人。钱款没有丢，人员也安全返回，这种执行力正是地下工作最看重的品质。
长征期间及其后，王盛荣在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门工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又参与青年干部和文艺队伍的整顿。在延安时期，他与赵明珍相识成婚。赵明珍曾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干部，性格爽朗，后来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两人的婚姻，也是在革命队伍共同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王盛荣曾在湖北、河南一带做统战和部队整合工作。一些流散人员和地方武装有红军经历，他便设法联络、争取，将其中一部分力量纳入抗日武装体系。此后，他还承担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社会各界联系的任务，工作性质复杂，容不得简单粗暴。
新中国成立后，王盛荣转入工业和外贸领域。1950年，周恩来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钨砂出口。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设备和运输条件都有限，任务难度很大。王盛荣后来利用香港方面被冻结钨砂的契机，换取工业设备，缓解了生产所需。
问题也由此而来。两年后，他因这件事受到审查，继而被关押，1957年又被判处死刑。究竟是决策责任、程序问题，还是有人把复杂的经济工作简单归罪于个人，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并不完整，但这起案件显然存在严重争议。
毛泽东在武汉得知消息后作出干预，要求重新处理王盛荣的问题。有关回忆中那句“立即放人”，虽带有口述色彩，却反映出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信任。王盛荣获释后，曾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
晚年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却说：“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这位出身贫苦的工人干部，经历过地下斗争、长途护送和政治风波，仍把个人遭际看得很轻。
王盛荣于2006年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营救、一笔经费或一桩冤案，更是一名普通革命者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