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遵义城内，一群意见尖锐对立的人，必须在几天内决定队伍还能不能走下去。
杨尚昆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列席遵义会议。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他格外看重毛主席处理分歧、团结多数的能力。
会议从一月十五日开到十七日。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先后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被摆上桌面。
争论很重。
毛主席批评的矛头指向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路线，却没有把所有责任简单推给某一个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党的最高负责人并未当场更换，军事指挥关系也在此后行军中逐步调整。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清算会”。
博古交出最高领导职务后，继续承担党的工作；周恩来仍是军事指挥的重要负责人；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作用。曾经意见不同的人，没有被一股脑推出队伍。
红军刚摆脱追兵，内部若再分裂，后果不难想见。毛主席需要的不是“所有人都服他”，而是让多数人围绕一条能打胜仗的路线继续走。
更大的考验很快来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推动和平解决，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创造条件。
此前十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红军经历多次“围剿”和长征，双方积怨极深，此时却要重新谈合作。
这才是“把仇人拧成一股绳”最接近历史现场的一幕。这里的“仇人”，不是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而是过去长期交战、此时又必须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党方面。
旧账没有消失，民族危亡先压了上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此前，红军主力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随后改编为新四军。共产党方面为合作作出重要政策调整，但毛主席同时强调独立自主，军队、组织和政治原则不能丢。
能联合，也能守住底线。
对外如此，对内同样艰难。各地红军、根据地和干部队伍有着不同经历，长期战争又形成了客观存在的“山头”。
毛主席没有假装这些差异不存在。他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要承认并照顾这种历史形成的实际，同时反对山头主义，逐步缩小乃至消除隔阂。
办法不是和稀泥。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列为主要整顿对象。毛主席为整风确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先弄清错误，再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套办法后来被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
王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博古也负有重要责任。可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毛主席仍主张不要因历史错误把人一棍子打死，并动员代表从团结全党的大局考虑问题。
王明最终仍当选中央委员，博古也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错误受到批评，人没有被彻底推开。
这一票很重。
杨尚昆亲历过遵义会议，也长期在中央工作。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论的队伍，而是一群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甚至曾在重大问题上激烈交锋的人，最后仍能围绕共同目标行动。
毛主席曾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句话的分量，就落在那些具体选择上：遵义城里，犯过错误的人继续随队长征；民族危亡时，交战十年的双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延安杨家岭的会场中，代表们把选票投给了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
票箱合上，分歧没有被抹去，队伍却没有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