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初，是沈奶奶曾经的邻居，也是她晚年唯一算得上朋友的忘年交。
认识沈奶奶那年，我刚来上海打拼，租住在复兴中路弄堂里的一间亭子间。沈奶奶住在我楼下，拥有弄堂里最大、采光最好的一套一居室，那是她早年用一辈子的工龄和积蓄买下来的。
在我的印象里，沈奶奶和弄堂里那些穿着睡衣倒马桶、扯着嗓子骂街的老太太完全不同。她即使去巷口买把小葱，也要换上得体的衣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她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也没有生养过孩子。弄堂里的闲言碎语多得很，有人说她年轻时被下乡的知青抛弃过，有人说她眼光太高挑花了眼。
有一次，我在楼下弄堂口被一个喝醉的二流子纠缠，是沈奶奶拎着一把黑柄雨伞走过来，伞尖重重地戳在青石板上，一双锐利的眼睛盯着那个男人，硬生生把人逼退了。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她家里，给我倒了一杯热腾腾的红茶。
那是她第一次和我谈起她的过去，她说她年轻时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做技术员，当时也有个谈婚论嫁的对象，但对方要求她婚后辞职在家照顾一大家子人。
“我凭什么？”沈奶奶坐在老旧的藤椅上，抿了一口茶，轻描淡写地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认认真真工作，每个月赚的钱足够养活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走进一个注定要当免费保姆的笼子里？别人都说女人不结婚老了可怜，但我看那些结了婚的女人，年轻时伺候公婆丈夫，老了还要伺候孙子，哪有我这般自在？”
从那以后，我们就熟络了起来。我经常帮她在网上买些日用品，教她用智能手机，她则会在做了腌笃鲜或者红烧肉的时候，用一个小瓷碗装好，敲开我的房门。她活得很节俭，虽然退休金不低，但从不乱花钱，家具用了几十年都不换，衣服也是穿旧了缝缝补补。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守财奴，直到她七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
那年冬天下了场雨加雪，沈奶奶在去菜市场的路上滑了一跤，胯骨轴骨折。我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然后按照她手机通讯录里的号码，联系了她的亲戚。
沈奶奶住院的第二天，她的大侄子建国和外甥女才姗姗来迟。建国手里拎着一袋快要熟透的香蕉，外甥女则提着一箱不知道从哪个小超市买来的劣质牛奶。
他们站在病床前，没有问医生病情，也没有问沈奶奶疼不疼，建国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姑姑，你这岁数大了，以后一个人住怎么行？要不你把你那套房子过户给我家小辉吧，他刚好要结婚缺个婚房。你搬来和我们住，我们给你养老。”
外甥女一听急了，一把推开建国：“凭什么过户给你？大姨，你别听他的，他媳妇那个泼辣脾气能容得下你？你把房子卖了，钱分我们两家，我们轮流照顾你。”
我站在一旁，看着病床上戴着氧气管的沈奶奶。她的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清明。她看着床前这两个喋喋不休、为了还没到手的遗产已经开始面红耳赤的亲戚，嘴角突然扯出一个嘲讽的弧度。
“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来分家产了？”沈奶奶的声音不大，但在病房里却掷地有声。
建国讪笑着搓了搓手：“姑姑，我们这不是未雨绸缪嘛。你一生没个一儿半女，最后这财产还不都是留给我们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