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3日，北京，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场内，徐悲鸿坐在台下，认真听着周恩来的报告。那时的他刚刚58岁，身体却已经经受过一次严重的脑溢血。
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走到徐悲鸿身边，劝他不要硬撑，可以提前离席回去休息。徐悲鸿没有答应，只是表示要把会议听完。对这位老朋友的脾气，周恩来十分清楚：只要工作还没有结束，他很难真正停下来。
两人的交往，始于法国。
1924年，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附近，26岁的周恩来前来凭吊革命先烈，29岁的徐悲鸿正在附近写生。一个在寻找救国道路，一个在异国苦练画艺，身份和方向虽不相同，心里装着的却都是中国的前途。
徐悲鸿1919年赴法国学习绘画，周恩来则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那段日子里，他们都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也都在观察欧洲社会的变化。艺术与革命看似相距甚远，实际上都指向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摆脱积弱，重新站立起来。
回国后，两人各自在不同领域奋斗，见面并不多，却一直关注着彼此的动向。抗战时期，徐悲鸿以绘画义展筹款，支持抗战；周恩来则长期奔走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工作之中。这样的共同经历，使他们之间多了一层普通朋友难以替代的理解。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准备北上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途经上海时，他在郭沫若家中再次见到周恩来。多年未见，两人谈起巴黎旧事，气氛很快熟络起来。
周恩来记得徐悲鸿当年在巴黎写生的细节，也关心他回国后的打算。他对徐悲鸿说：“北平艺专要办好，要为人民培养真正有本领的美术工作者。”这番话并非客套，而是对艺术教育方向的明确期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徐悲鸿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挽留，选择留在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各界人士在北京饭店参加座谈和宴会，周恩来见到徐悲鸿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中央美术学院于1950年成立，徐悲鸿出任首任院长。他面对的任务很重：调整教学体系，培养新一代美术人才，还要处理传统绘画与西方写实技法之间的关系。
徐悲鸿把大量精力投入学院建设和艺术创作，身体却在不断发出警告。1951年夏天，他因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要求组织力量全力救治，并通过身边工作人员表达关怀。
周恩来原本打算亲自去医院探望，但医生考虑到徐悲鸿病情尚未稳定，担心情绪波动影响恢复，便建议暂缓。周恩来接受了这个意见。三个月后，徐悲鸿刚能下地行走，便急着出院，继续处理学院事务。
这次经历没有让他真正放慢脚步。1953年9月，徐悲鸿担任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会前，他还到中南海与周恩来交谈国画发展问题。临别时，周恩来再次叮嘱他注意身体，少些操劳。
然而，徐悲鸿仍然把工作排在前面。9月23日，他坚持听完整场会议。当晚，他又赶往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活动。连续奔波加上长期积劳，使他的身体终于再次出现危机。
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周恩来到医院向老友告别，得知徐悲鸿发病当天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他沉痛地说：“让一个重病初愈的人这样连续开会，今后决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它不仅是对徐悲鸿早逝的惋惜，也是对文艺工作者健康与工作安排的严厉提醒。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周恩来到场观看，在作品前停留良久。此后，徐悲鸿纪念馆的筹建也得到周恩来等人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