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李德生坐在党的九大代表席上，手里的名单让他有些意外。那一年，他还不到五十岁，职务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却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一步看似突然，背后却有当时的政治格局。九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既要考虑老同志，也要吸收地方、军队和各条战线的负责人。李德生长期在部队基层和战场上历练，后来参与地方工作，在特殊时期承担了“三支两军”任务，因而进入了中央视野。
当时的政治局成员，多是资历深、声望高的老干部和高级将领。李德生只是正军级干部，能够成为候补委员，已经超出了许多人对他仕途位置的判断。毛泽东曾提出增加一位候补委员，李德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中。
他接到消息后，并没有把这看成个人地位的跃升。据身边人回忆，他曾说：“能进中央，已经是组织上的信任，没想到还要参加政治局工作。”这句话不复杂，却能看出他的心理状态：面对新的岗位，更多是谨慎，而不是兴奋。
九大以后，李德生调往中央工作，同时仍保留安徽方面的部分职务，具体事务由当地同志负责。此后，他参加中央有关方面的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指导下，逐渐熟悉中央层面的决策方式。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将领而言，这是一段完全不同的经历。
有意思的是，李德生的上升并没有止步于候补委员。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他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政治局委员，并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随后还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一安排并非只看军功和资历。当时提出老中青结合，既要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也要安排中年干部和年轻干部。李德生属于中年军队干部，具有基层、地方和部队多方面经历，因而被放在了承上启下的位置上。
据相关回忆，在讨论人选时，李德生曾认为李先念的资历和能力更适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甚至表示愿意推荐对方。李先念却回答：“这是组织决定，服从安排。”这段插曲说明，那个时期的领导岗位安排，常常带有整体布局的考虑，并不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排列。
然而，进入中央核心岗位后，压力也随之而来。1973年12月，中央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由北京军区调任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关系中央机关和首都防务，沈阳军区则地处东北，两地职责和环境差异很大。
这次调动打破了高级将领长期任职一地的惯例。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间并不长，和他一起调动的几位将领，也都经历了类似变化。表面看是军事岗位交流，实际却与当时中央对军队领导层的重新安排密切相关。
到沈阳后，李德生面对的政治环境并不轻松。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逐渐增多，甚至出现“大军阀”等说法。他在中央层面的活动受到影响，原有职务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生作出了一个少见的决定。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便提出辞去这些职务，同时不再兼任地方方面的职务。这个选择，既有现实压力，也包含他对自身处境的判断。
中央后来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也就是说，他离开了副主席、常委和中央委员等岗位，却没有完全退出中央领导机构。这个结果颇有分量：职务有所降低，政治身份仍在，组织上也为他留下了继续工作的空间。
此后的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1977年党的十一大、1982年党的十二大，李德生连续两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曾主动辞去多个重要职务的人，仍然能够留在政治局，并在新的领导班子中继续发挥作用，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李德生的经历有一个鲜明特点：上升时没有完全按常规，离开高位时也没有彻底离场。他从基层军队走到中央，又在风云变化中主动退让，保留政治局委员这一职务。职位的变化，记录着时代的压力；而那两个被保留下来的职务，也留下了组织对其经历和能力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