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武汉、南昌之间，叶挺、项英和中共中央正在为一支新部队搭建领导班子。军长和副军长的人选逐渐明确后，真正棘手的问题反而落在了参谋长身上。
这不是普通的职务安排。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部队分散多年，彼此建制不同，活动区域又紧贴国民党军控制地带。谁来负责作战筹划、部队联络和军事协调，关系到这支部队能不能迅速形成整体。
有人当时问：“参谋长不过是协助军长，为什么要反复斟酌？”
答案很直接：新四军面对的不是单一战场。既要保存南方游击队的骨干，又要适应国共合作后的公开编制，还要同各方保持必要联系。参谋长必须既懂军事，又能处理复杂关系。
叶挺最早提出的两个人选，是周士第和周子昆。
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叶挺率领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北伐时期，他和叶挺有长期共事经历；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士第任第25师师长，是起义军中的骨干将领。
叶挺看重周士第，并不只是因为两人熟悉。周士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熟悉参谋业务，也了解叶挺的用兵习惯。新四军刚刚组建，军部需要一名能够迅速进入状态的人，这种默契很有价值。
周子昆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也在南方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和周士第相比，周子昆的优势更多体现在长期基层工作和复杂环境中的坚韧。他同样是叶挺信任的老部下。
项英提出的人选中，有刘英和陈毅。
刘英长期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尤其重视部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浙江的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既缺少补给，又经常遭到围追堵截。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存并发展力量，说明刘英具有较强的统筹能力。
陈毅的经历更为人熟知。中央红军长征时，他因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没有参加长征。这个“留下”，绝不是轻松的选择。南方游击区交通闭塞、敌情复杂，部队常常需要依靠地方关系和隐蔽斗争生存。陈毅在赣粤边等地坚持作战，积累了较高威望。
新四军的主要兵力，正来自这些南方游击队。陈毅熟悉南方部队的情况，在不少干部和指战员中具有号召力。若从部队来源和实际指挥经验看，他确实是参谋长的有力人选。
四个人各有长处。叶挺偏重熟悉与配合，项英更看重南方部队的基础和实际影响。可毛泽东考虑的范围，还要再向外延伸一步。
他提出了张云逸。
张云逸出生于1892年，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军事资历深厚。北伐期间，他曾担任叶挺的参谋长，两人并非第一次合作。更重要的是，张云逸不仅懂军事，也熟悉国民党军内部的人事和交往方式。
新四军筹建前，围绕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国共双方有过多次接触。张云逸参与了相关谈判，在沟通部队改编、番号、编制和活动区域等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叶挺能够出任军长，张云逸的协调工作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这层经历，正是其他几位候选人不完全具备的条件。新四军成立之初，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又处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中。参谋长不仅要管军事，还要处理同友军之间的联络。张云逸的资历和交往能力，能够为军部争取更大的周旋空间。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筹备；1938年初，军部移驻南昌，改编工作陆续展开。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并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员。这个安排没有简单采用任何一方的提名，却把军事、政治和联络三方面需要都考虑进去。
张云逸到任后，很快投入部队整编和作战部署。新四军各支队分布较广，通信条件有限，军部要掌握实际情况，必须依靠可靠的联络体系。张云逸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参谋长的职责也因此不再只是纸面上的作战筹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陈毅出任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1943年陈毅赴延安后，张云逸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代理军长。此后的变化，反过来说明当初的任命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现实检验的选择。
参谋长一职，看似排在军长、副军长之后，实际却连接着军队指挥、部队整合和外部协调。叶挺提名周士第、周子昆，项英提名刘英、陈毅，几个人都具备相当资历；毛泽东选择张云逸，则是因为新四军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能打仗的人，还需要一位能够把多种力量接到一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