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前后，中央苏区一处简陋的驻地里，毛泽东、刘英等人谈起婚姻。那不是一次正式谈话，气氛也不严肃，却碰到了女红军普遍面临的难题：革命在前线，婚姻和家庭该放在什么位置？
刘英的回答很干脆：“我不结婚。”在她看来，女同志一旦生育，既要照料孩子，又要承担工作，许多人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母子分离的痛苦，她见得太多，因此宁愿把个人生活暂时放下。
毛泽东没有简单反驳她，而是笑着追问：“那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人了？”刘英连忙说没有，只是普通朋友。毛泽东随即说出一个名字——张闻天，化名洛甫。话音落下，刘英沉默了，脸上也泛起了红晕。
这段插曲背后，藏着刘英早年的经历。1905年，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金井镇一个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家庭。父亲曾中举，对女儿管束严格，却也亲自教她识字、临帖。这样的家教，使她熟悉古典文字，也让她更早接触到社会变化带来的冲击。
1924年，刘英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习。校长徐特立重视新式教育，学校中还有周以粟、陈章甫等进步教师。五卅运动后，刘英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在湖南从事妇女工作和党的基层工作，行动果断，办事利落。
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她认识了林蔚。林蔚早年求学于长沙明德中学，后来赴法国学习，曾与一批进步青年共同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在工作中接触增多，林蔚给刘英写信表达心意，但刘英当时并没有立即回应。
她并非没有感情，只是顾虑太重。革命环境险恶，婚姻意味着新的责任，生育更可能改变一个女同志的工作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刘英终于接受了林蔚，两人举行了简朴婚礼。然而，新婚相聚只有短短一周，便因组织安排各奔东西。
1927年秋，湖南局势急剧恶化，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刘英奉命前往上海寻找上级联系。分别时，两人都没有料到，这一次竟成永别。林蔚后来担任醴陵县委书记，因叛徒出卖，于醴陵状元洲牺牲。
刘英获悉消息时，悲痛可想而知，却不能停下脚步。她辗转回到上海，随后被派往苏联学习。个人的不幸没有让她退出革命，反而使她更加清楚，那个年代的婚姻，常常要经受生离死别的考验。
从苏联回国后，刘英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与张闻天的接触逐渐增多。两人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在工作上配合默契，也能彼此理解。张闻天表达过感情，刘英并不拒绝，却坚持暂不结婚。她曾说，长征途中恋爱、结婚、怀孕，对女同志来说负担极重，孩子无力照料，母亲也会承受难以言说的痛苦。
张闻天尊重她的选择，没有催逼。长征期间，毛泽东了解两人的关系，在安排驻地时，常让他们的住处相近，自己则住在旁边。这样的安排不张扬，却体现出对两人处境的体谅。
1936年到达陕北瓦窑堡后，红军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落脚处。张闻天对刘英说：“现在队伍有了家，我们也该有个家了吧？”这一次，刘英点头同意。两人没有隆重仪式，组织分给他们一孔窑洞，便算有了婚房。
毛泽东得知后，特意前去道喜，还打趣说：“结婚要请客，不请客就不算数。”刘英回应：“没有钱，也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几句玩笑过后，毛泽东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称刘英为“开明娘娘”，这个称呼后来成了熟人间的戏称。
婚后，两人长期并肩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刘英也在外交系统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因支持彭德怀受到处理。面对压力，他对刘英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刘英没有与他疏远，而是选择共同承担。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被安排到广东肇庆生活，直到1975年转赴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无锡去世。特殊情况下，告别仪式上不能公开使用他的姓名，刘英送上的花圈只写着：“献给老张同志。”
1979年8月，张闻天的追悼会举行，组织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刘英此后继续参与妇幼事业，直至2002年8月26日病逝。她的一生，既有革命年代的选择，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只是每一次选择，都被那个特殊时代推向了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