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5日，“交个朋友”发了一封致歉声明。因消费者投诉一款售价89.9元的万向轮溜溜凳内部是发霉的木板和劣质再生海绵，公司全渠道下架、终止与品牌合作、退款不退货。罗永浩以“首席品牌监督官”的身份认了账，说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管理事故。
随后，他让团队调出全平台数据，发现东方甄选也代销过同款，销售额接近1000万元，是自家直播间销售额的三四倍，于是连着三天发文，把俞敏洪重新拉进这起品控事故里。罗永浩在俞敏洪的微博评论区留下一句话：“劣质溜溜凳事件爆发后装聋作哑第三天。”
溜溜凳退款退款，为什么必须点名俞敏洪？若不是因为罗永浩对俞敏洪“因爱生恨”，就是因为，一次仅属于“我错了”的事件，无法被舆论场这个法庭受理。罗永浩觉得必须同时提供“别人也错了，而且更错”“他在为大众消费者发声”，这份答辩状才完整。
这也是罗永浩这些年所有公开发声内容的一个共同结构：先说信息，再列证据，最后把话题的落点从“我做对了什么”移到“他们做错了什么”。
传播学的角度去理解，罗永浩可能是过去二十年中文互联网里对媒介理解最深的内容生产者之一。
他的每一次开战，单看是性格直爽，“爱说真话”“喜欢较劲儿”，合起来看，是一套高度稳定的传播方法论。不管是撼西门子，怼俞敏洪，杠郑刚还是喷西贝，这些恩怨里，从传播学角度，他确实做对了几件很硬的事。
罗永浩最核心的手艺，个人觉得，应该是议题转译。
比如，他从不打“自己的官司”，永远打“大家的官司”。和郑刚的纠纷，本质是“两个商人之间一笔1500 万的钱怎么算”？这其实是一个窄得不能再窄的私域议题，法律和人情都有迹可循。但他把战场定义成“创业者该如何对待投资人”。你看，这妥妥的公共议题。
多少创业者会感到心有戚戚？多少普通围观群众会觉得“真还”了就是“真汉子”！
但对股东并不是。2024年8月公布的8.24亿“已还”款项明细里，真正来自罗永浩本人直播电商税后现金是5.48亿（当然很厉害），另外三项是：2018年把手机团队和知识产权卖给字节的1.8亿、剩余物料做成整机抵债的6600万、善后团队变卖锤子剩余资产的近3000万。严格说，这三项是锤子公司资产的处置，不是罗永浩个人挣的钱。郑刚2026年炮轰的正是这一点（“3亿现金来自锤子股东投资形成的资产变卖”）。“用公司资产还公司债务”在商业上是最平常不过的操作，不构成对股东的额外恩情，因为那些被变卖的资产里，本来就有股东投入的钱。郑刚的全部愤怒其实可以浓缩在这一句里。这个区分对大众几乎是虚的，对郑刚却是实心的。
都看到郑刚实名举报了罗永浩偷税，任何公民都可以向税务机关检举税收违法行为，这一点与举报人自身的信用状况无关。郑刚目前是失信被执行人、有多条限制消费令、所持超千万元股权被冻结、曾被强制执行933万余元并被限制出境，这些事实会削弱他在舆论场的可信度，但不会剥夺他检举的权利。然而，罗永浩把攻击点放在“举报人资格”上，想将其转译为一场可信度战争，而不是对指控内容的回应。
但是，实名举报从来不等于事实认定，立案也不等于定罪。
至于为何郑刚此时举报，大概是因为他手里拿着生效判决却拿不到钱，比没有判决更令人绝望。
民事手段能做的，郑刚已经全做完了。仲裁在跑，判决已赢但执行不到，名誉权诉讼对他未必是纯粹的坏事（会带来更大的曝光）。而唯一能够穿透“公司——个人”这层防火墙、绕过“公对公就不要让我个人替公司还款”这道法律抗辩的，是税务机关对账簿与流水的调取权。并且，这条通道不受举报人自身失信身份的影响。这正是它相对于民事诉讼与舆论战的独特价值。
再看罗永浩和西贝的冲突，本来是“消费者吐槽不好吃、贵”属于平常事，给餐馆下定义引发“一家菜馆的中央厨房算不算预制菜”？如果是，那也是定义之争。但他落点不是法规定义，也不是“我说几乎全都是预制菜”有没有真凭实据，而是“这家企业对消费者不真诚”。你看，又是妥妥的全民议题。
和郑刚对峙锤子科技债务一案时，法律对他有利，借款是企业行为嘛，讲人情不如讲法律；和贾国龙的西贝预制菜纠纷里，法律法规撼动不了，但对消费者不真诚才是痛点，那就讲真诚。
当然，是人都一样，叙事会选对自己有利的角度。
然后，我们来看罗永浩对俞敏洪的攻击，虽然俞敏洪并不回应，但罗永浩将其包装成“打工人在结构的碾压下该如何自处”。也确实蛮有意思的。他指出的问题有部分真实存在：一个把理想主义作招牌的商业组织，内部未必比别处更讲理想；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平台的结构消耗，这种事确实发生过，而且不只发生在他身上。
公开信息显示，2000年12月，28岁的罗永浩给时任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写了一封近万字的求职信。他没上过大学，高中退学，摆过地摊、卖过二手书、倒过走私车，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托福高分。俞敏洪给了他三次试讲机会，前两次失败，第三次勉强通过。2001年3月，他入职新东方。
一个没有学历、没有教龄、两次试讲失败的人，被破例给了第三次机会。按任何通常的标准，这都算知遇。罗永浩在新东方待了五年。2004年前后，学生偷录他的课传上网，“老罗语录”火遍全网。2006年6月，他辞职，后来给出的理由是，离开之后才听说，当时新东方管理层有人主张开除他，俞敏洪没有同意，因为“他每年给公司带来几千万的免费广告”。罗永浩感觉自己吃亏了，结论是：“我当时觉得他（俞敏洪）是纯白赚。”
罗永浩觉得，俞敏洪不是赏识他，是在消费他；挽留是因为他有流量价值。既然这是一笔交易，那就没有恩。恩被转换成成本，被转换成剥削，于是怨恨获得了合法性。这是罗永浩所有关系里最稳定的一个操作。想想他和郑刚的爱恨情仇，不也一样吗？
用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的议程设置理论来说，罗永汉深谙此道：谁定义“什么值得讨论”，谁就赢了一半。罗永浩也从不回应别人设置的议程（不是不回应别人的质疑），他只发起自己的。几次冲突里，媒体标题几乎都跟着他的框架走，这本身就是战绩。
不得不说，即便追热点是条件反射，媒体如今也真是没有人才啊。
请再仔细看罗永浩如何挑选对手，并实现注意力的不对称套利。
西门子、链家、王自如背后的优酷、新东方、西贝……罗永浩攻击对手时，他的对手规模永远大于他当时的体量。攻击一个更大的目标，对方的体量、公关资源、媒体关注度，都会顺着冲突的管道流向他。
骂西门子冰箱，让罗永浩从“过气网红教师”变成“消费者权益斗士”；怼西贝让一个还债的直播间主播重新成为全民议题的当事人，甚至是为民请命的正义之士。
在注意力经济里，这叫借势。他不生产注意力，而是把别人的注意力引流到自己身上。大卫打巨人歌利亚（以色列历史的转折点），传播学上大卫天然占优。因为叙事永远同情弱者，而罗永浩每次都能找到对抗时的，直至吐槽野人先生，那句“千万不要惹我”惊醒了部分人，呃，这是提醒还是威胁？不管是提醒还是威胁，可见此人一点儿也不弱。
何止不弱，其实非常强。从人设也能看出来。罗永汉把“人设”做成了可持续复利的道德资产，这是他区别于所有骂战者的地方，“真还传”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笔传播投资。
8.24亿的债务偿还，传播学上不只还清债，还购买了一种稀缺媒介货币：可信度（ethos）。这笔资产让他在之后的每一场冲突里预支信任。比如，说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事实层面站不住（六部门通知里中央厨房菜肴不算预制菜），但观众的第一反应不是查定义，而是“老罗不至于骗我们”。休茨式的可信度先于事实抵达。直至今天还有人觉得，罗永浩悬赏10万元征集西贝预制菜证据是胜利的。试问有真的征集到吗？悬赏的核心分歧还是两套定义：罗永浩用大众认知（央厨预熟 + 门店复热 = 预制菜）；西贝以六部委文件，连锁餐饮自有中央厨房半成品不属于监管口径预制菜。悬赏本身是舆论工具，不是正规公证悬赏，罗永浩单方面终止，无法律上必须兑付的强制义务。
直播卖货，卖的溜溜凳被消费者指控发霉，罗永浩承诺全额退款、直播道歉。这个动作符合大众预期，也和人设是一致性展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指的前台管理）：看，我说到做到。这一次退款被转译为下一场开战的资质。
打比方就是，罗永浩给自己的账号充值了一次，然后花了很多次。
读传播学的朋友们，可以把罗永浩作为一个课题。麦克卢汉那句话在他身上应验得近乎刻薄。罗永浩的媒介履历，老罗语录，锤子科技发布会，“交个朋友”直播带货……意味着罗永浩的原生栖息地就是舆论场本身。
别人家的危机是公关事件，要请团队、写通稿、走流程；罗永浩遇到危机，哦幸福了呢，这是素材，是内容，是产品形态。
所以每次冲突，罗永浩都能做到两件普通名人做不到的事：快（情绪最有传播力的窗口是事发后几小时，他总在场）和密度（万字长文、转发量计数、判决书引用——细节的堆叠制造出“有理有据”的观感，无论论证是否严密）。郑刚举报后他长文回应，而他出长文的速度和颗粒度，可以说是“复兴号”，专业PR的速度最多是“和谐号”。
人设带来了呼应，当罗永浩成功地完成了议题转译，代表了大众，大众就会替他作战。这里出现的，可以是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的准社会关系。罗永浩对俞敏洪长达二十多年的控诉，真正的传播效力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替观众说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老板、对平台、对结构不敢说的话。观众在他身上投射的是自己的委屈，以至于好像罗永浩被骂的每一次，好像都是替他们挨的。
这就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现象，罗永浩也会被打脸、被证明夸张、被指双标，但粉丝粘性不降反升。因为社会认同（欧洲社会心理学奠基人塔杰菲尔Henri Tajfel的理论）已经完成：罗是我方阵营的人，“我方的人打脸了”在传播上约等于“他说得对，只是对方太强”。敌我框架一旦立起，事实核查就变成了阵营站队。
要完成人设，还有一步，即不能退场。对郑刚提的那笔账，罗永浩重新定义了，那是公司行为和个人无关；喷俞敏洪二十年，俞敏洪并不理睬，也不见罗永浩放下；西贝被传要倒闭了也不松口。在传播层面，这种顽固被相当一部分观众读作“硬气”和“始终如一”。从不退场的人，永远不会在传播学意义上输掉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因为战争没有终点，只要他不宣布失败，受众的记忆就停在“还在打”。
把这些合起来看，你会得到一个结论：罗永浩在传播学上做对的所有事，几乎都以把冲突变成内容、把内容变成身份为同一个圆心。这是真本事，二十年里没几个人学得会。
只是同一套机制的另一面，一个把所有冲突都转译为内容的人，也失去了让任何一件事就这么过去的能力。
罗永浩1972年出生，今年54岁。2026年这一年，他的公开日程包括但不限于：播客《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上线，请来李想当嘉宾；B站颁奖典礼领“年度新人奖”；微博改名“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一档年度科技创新分享大会因为PPT出错和迟到50分钟，被现场观众喊“退票”；还有，是溜溜凳，是俞敏洪，是郑刚。
如果罗永浩把这个状态描述为“战斗力”，旁观者里也有人“希望他能一直有战斗力”。但一个人如果必须在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证明自己还在战斗，那件事本身就已经不是选择了，是强迫。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动力——罗永浩真正想要的，始终是“被看见”。
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定律，承认只能从关系里长出来，不能从攻击里抢过来。罗永浩能从一场争论中赢得的只有服从或沉默，这两样都不是承认。他越用力，那个位置离他越远。
比如，二十多年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朝俞敏洪那个方向开一枪。这是放不下。一个理由如果你用了二十多年还不肯放下，它就不再是理由，而是住处。
都说罗永浩吵架没输过。可能不是在任何一场具体的争执里，他输掉了一种允许事情就这样过去的能力。一套由长期行为模式、认知偏见、潜意识情结、人际与身心的连锁负担共同咬合起来的结构，让罗永浩成为一个极难接受被击败的人，同时让他成为一个极难被安慰的人。他“满心满眼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世界需要被纠正”，由此此人的运行方式是不断寻找新的对手；产出是永不结算的账目；代价由他身边的人、被他批评的人，以及54岁的罗永浩自己共同承担。以至于有些朋友觉得，罗永浩正变成他那款屠龙少年。
可能，罗永浩一直没有机会学会让事情过去。世界上有些人不需要被战胜，有些账不需要被结清，有些沉默不是心虚。
在我等斜杠中年劳动妇女这儿，写完了就会忘记。
出门看展去。
是银子总会花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