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位读者，我是小李。
小李观察到，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现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提出应废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国”的相关条文，强调此举关系到日本国家尊严与国际形象的重塑。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即行使答辩权，严正表明中方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弱化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行为；朝鲜外务省副相金仙景紧随其后登台发声，直指日方举动严重违背其作为战败国所承担的法定义务；日本代表梅津茂随后被迫就朝方表态作出解释性回应。
一场由东京主动发起的外交倡议，为何迅速演变为多国联合质疑的焦点？一段写入宪章逾八十年的历史条款，为何历经六十余载反复呼吁仍纹丝未动？
日本搬出的法律依据
日方在发言中援引两项所谓“权威支撑”：一是1995年联大通过的关于该条款的决议文件；二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有关“去除敌国表述”的政策导向，称当时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广泛支持。
乍看有据可循，细究则漏洞频出，两条论据均无法构成有效的法律基础。
1995年决议措辞为“已不合时宜”，而非“自动失效”。文件本身明确指出需“择机启动正式修订程序”，但自该决议通过以来，这一法定流程从未被触发，更无任何国家提交修正案草案。
至于2005年成果文件，其用语为“决心推进”，而联合国体系内唯有“决定”才具备组织决议效力。“决心”仅体现政治意愿，不具备约束力或执行力，二者法律层级存在本质差异。
删除“敌国条款”需要什么程序？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修宪须经双重门槛：首先须获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投票赞成；其次须经包括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会员国依各自宪法完成国内批准程序。
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意一国投下否决票，即意味着整套程序归于终止。回溯自1995年起至今，上述两步程序均未迈出实质性步伐。
日本外务省曾于社交平台宣称“敌国条款实质上已失去效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当场予以澄清：1995年联大决议仅为非约束性建议，未启动亦未完成宪章明定之修宪路径，日方所谓“事实废止”纯属曲解法律。
还需关注一个关键历史节点：1995年中国投出赞成票之时，正值村山富市首相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村山谈话”，首次以政府名义系统承认日本对外侵略行为，并郑重表达深刻反省与诚挚歉意。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性承诺与当时中日关系的整体向好态势，中方才作出审慎的政治判断。
三十年光阴流转，高市内阁对殖民侵略史实避重就轻、对战争责任含糊其辞，却同步大幅追加防卫开支、放宽武器出口管制，继而要求解除对其自身行为的制度性约束——这种逻辑链条，在国际舆论场中难以获得道义认同。
孙磊副代表在答辩中抛出两个根本性质问：日本究竟选择无视历史警示、放任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还是勇于直面侵略过往、以切实行动重建国际信任？
是执意模糊是非界限、动摇战后国际体系稳定基石，还是真正恪守和平誓言、将承诺转化为具体实践？
手上动作是另一回事
判定某项条款是否失去现实意义，核心标准在于其所防范的风险是否依然现实存在。
小李梳理近年日本军事政策走向后发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向关联：越是急于推动条款删除，越折射出条款对其战略扩张的实际制约力。
先看财政投入。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达9.04万亿日元，同比增幅达3349亿日元，连续第十四年攀升，提前两年达成防卫支出占GDP比重2%的既定目标，该比例已超越部分北约成员国水平。
资金流向何处？2026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部署新型“25式陆基反舰导弹”，最大射程约1000公里，从九州发射即可覆盖东亚多个邻近区域。
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同步列装“25式高速滑翔弹”，具备飞行轨迹动态调整能力。共同社评论称，此举标志着日本战后安保路线出现结构性转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部署过程遭遇地方民众强烈抵制。
3月31日，熊本县居民聚集于健军驻屯地外围举行集会，手持“拒绝导弹进驻”“和平不容交易”等标语牌表达诉求。
同日，东京防卫省门前亦有抗议人群冒雨高呼“立即叫停远程打击武器部署”“反对战争机器加速运转”等口号。熊本市市长当山宏公开表示，防卫省未事先与地方政府协商沟通，严重损害行政协同机制。
日本前内阁法制局长官阪田雅裕指出，依据宪法第九条精神，自卫队装备仅限于应对直接武力攻击所需的最低限度防御能力；远程打击系统的列装，使日本具备主动攻击境外目标的能力，宪法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已然面临名实分离的危机。
武器出口管制亦持续松动。2026年4月21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决议，全面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此前限定于五类非致命用途装备的出口限制，原则上允许杀伤性制式武器成品对外输出。
该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多方分析认为，此举或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激化潜在冲突风险，从根本上侵蚀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法理基础。
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日本网民留言质问：“靠贩卖死亡牟利的国家，还谈何荣誉与骄傲？”
2026年6月，美军“堤丰”陆基中程导弹系统运抵鹿儿岛县鹿屋基地，参与美日联合军演。该系统可搭载射程超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跨区域精确打击能力。
演习期间，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持续开展抗议活动。一位市民团体负责人直言：鹿屋基地毗邻多所中小学及密集住宅区，一旦爆发武装冲突，首当其冲承受伤害的必然是普通民众。
防卫省冲绳防卫局9月25日发布公告，计划于10月中旬前将“堤丰”系统转移至冲绳嘉手纳基地临时封存。
冲绳县嘉手纳町町长当山宏随即向防卫局递交正式抗议书，斥责该安排完全漠视本地居民安全关切，属于“毫无正当性的粗暴决策”，表示“绝难接受”。
高市早苗在联大讲坛上反复强调日本坚守“和平国家”定位、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然而，若真如其所言走和平发展之路，则“敌国条款”对其日常运作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唯当一国意识到自身行为正逼近条款所设定的历史红线时，“敌国条款”才会从纸面文本转化为亟待清除的现实障碍。
朝鲜下场之后
这场原本聚焦中日双边互动的辩论，因朝鲜代表的强势介入而发生格局重构。
朝鲜外务省副相金仙景在一般性辩论收官日登台发言，严厉谴责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危险行径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指出其举动公然背离战败国应尽义务，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亦对全球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金仙景特别强调，日本正借国际局势复杂演变之机，系统性修改和平宪法内涵，逐步放弃“专守防卫”底线，重构军事指挥体系并加速扩军备战进程。
朝方在答辩中斩钉截铁地重申：依据《联合国宪章》原始文本及后续实践，日本仍属宪章意义上的“敌对国家”，妄图抹去历史印记、规避法定义务的企图“既失道义又悖法理”。
朝鲜的强硬反应，远不止于外交惯例的延续。日本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长达三十五年，这段历史始终构成朝鲜国家叙事的核心支柱之一。当前日本军事力量的快速迭代，已被平壤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
令东京更为被动的是，俄罗斯亦在此议题上清晰划出对立立场。
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日本自联合国创立之初即被宪章界定为“敌国”，若其领导层试图篡改国际法基本框架、逃避历史清算责任，必将引发国际社会普遍警惕。
拉夫罗夫进一步反对日本与德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直言两国“正重返军国主义轨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随后表态，中方高度认同拉夫罗夫外长的相关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舆论亦出现分化声音。《朝日新闻》刊文指出，高市早苗在联大的提法无异于火上浇油，甚至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对其言论策略的私下质疑。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伊势崎贤治尖锐发问：既然日方长期主张相关条款早已“自然消亡”，如今高市却高调呼吁正式废除，岂非变相证实该条款至今仍在发挥实际效力？韩国主流媒体则毫不留情地批评高市发言是“缺乏历史自觉的傲慢宣言”。
日本本欲借联大平台营造“国际共识支持修宪”的舆论氛围，结果朝鲜与俄罗斯的接连发声，将讨论焦点重新锚定于日本战时罪行与战后义务这一不可回避的历史坐标之上。
梅津茂代表不得不仓促回应朝方指控。一场精心策划的主动出击，最终演变为针对日本自身的集体性质询。
结语
日本谋求删除“敌国条款”的努力已绵延六十余年，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借助经济援助与双边外交持续推进，却始终未能突破制度性壁垒。
1995年与2005年两次联大决议，是日本所能取得的最高层级政治成果，但皆停留在象征性共识层面，从未进入宪章修订的法定轨道。
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中方在答辩中提出的命题振聋发聩：日本必须作出历史性抉择——是纵容军国主义幽灵卷土重来，还是彻底清算历史旧账、以真诚悔悟重获国际社会接纳。
日本是以承认侵略战争罪责、全盘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条款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外界对其“和平国家”身份的认可，从来不是单方面授予的标签，而是建立在其持续履行历史责任、彻底割裂军国主义遗产的基础之上。
“敌国条款”正是这一契约关系的法律具象，其存废与否，不取决于外部压力，而取决于日本自身的选择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