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财富积累和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并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只有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尊重民间自主权、财产权的经济发展道路，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途。
二、邓小平、胡耀邦对西双版纳事件的处置及上山下乡走向终结
应该说，这时候无论是支持上山下乡的华，还是反对上山下乡的邓胡，都是想通过减少动员下乡稳住局面，等经济调整发展有了眉目之后，再解决留在农村的知青返城问题。
但是1978年底发生的西双版纳十万知青的激烈抗议运动，震惊了全世界，继而引起了全国多地知青的效仿。胡德平先生曾经有回忆，1979年1月他到上海出差，下了火车只见人民广场上聚集数万来自云南、新疆、安徽等地的知青高呼“回城过春节”、“回城建设四化”。
中央有关部门一个月内收到6万多封各地青年发出的请愿信，如何满足青年人的诉求成为当时中央面临的棘手问题，上任才半年多的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在与进京知青代表对话时心脏病再次发作，抢救无效死亡。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地知青纷纷请愿要求返城，甚至出现几千人集体下跪的场面，与十年前热火朝天积极申请下乡，形成截然反差）
这时候中央高层出现了强力压制和纾解两种观点，邓小平和胡耀邦一方面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闹事，主张维持安定局面，另一方面，更侧重于承认问题，积极听取知青的诉求。
12月2日，邓小平给云南省委作出批示：“应做工作，不应压制。”随后邓小平又指示，要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希望争取他们的理解；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安置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把那个地方建设好。（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页）
这时候担任中央秘书长，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胡耀邦也对西双版纳事件接连做出指示。1979年1月11日，他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式上指出：“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自身工作上做检查，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只要大家主动负责、实事求是、大刀阔斧，还是有办法的”。（《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89-290页）
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员结业会上又指出：“云南的西双版纳十万知识青年罢工，罢了一个月……该怎么看？我们认为，云南的农场多年来没办好，违法乱纪、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很严重啊！所以，中央肯定上访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有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他们来上访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好”。
胡耀邦还指出：“现在我们各级领导面对知青的诉求只知道推诿，习惯拿文件来搪塞，什么劳动局、农林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发的文件，有的还是中央文革的文件，说改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实践检验证明搞错了，不管是哪一级的文件，都要把它纠正过来”！充分体现了有错必纠的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谱》，第300页）
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指示，使得中央和平解决了风起云涌的青年群体运动，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副主任赵凡在《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默许各地知青回城的六个渠道，改变了过去“青年必须扎根农村”硬性规定，这个政策于1月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为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打开了大门，1979年当年即有395万知青返城，到1980年底，留在农村的知青已经不足100万。
（赵凡受中央委托来云南，处理西双版纳请愿事件，他在云南各地调研44天，广泛听取知青的诉求，回京后形成了处理知青问题的“六条意见”）
1980年5月8日和22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在会上说，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而不是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是一举两得。胡耀邦还说，小孩不愿意当农民，现在连上海郊区（插队农场）都稳定不住。他说的的确是实情，1979年江苏全省才动员了100多人下乡插队，人人对此避之不及，与1969年有15万人报名下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又讨论通过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交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以该年中央74号文件下发基层，文件提出，对于知青下乡“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这等于废除了沿袭十多年的强制动员下乡的做法，并提出“对于在农村的插队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在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在74号文件的默许下，1980年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十个省份宣布停止动员上山下乡，其余19个省份也只动员了15.5万人下乡，且全部安置在城郊农场，没有一人到农村插队。1981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则完全放弃了上山下乡的做法，标志着这项运动正式走向终结。
（1979年后大量知青得以返城，并被安置工作）
在改革开放时期，虽然绝大多数知青都已经返城，但是胡耀邦依然时刻关心数十万留守在新疆、山西和云南等地知青的生活待遇和处境。1985年7月，他去新疆视察期间，专门到南疆看望仍然坚守在这里的上海支边青年，嘱托当地要注重提拔他们，让他们才有所用，并为他们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1984年至1986年他数次嘱托中央办公厅、北京市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及时解决留晋数万知青的户籍、就业和家庭团聚问题，使得他们踏上了返城的最后一趟机遇列车。
（1984年胡耀邦看望江西老垦荒队员）
当然对知青命运影响最大的是，1983年初，胡耀邦对曾经做过知青的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附属幼儿园教师萧芸的来信做出批示，提出应该把知青下乡劳动时间也算为工龄，这算是对下乡知青的最后补偿，相当程度改善了他们的工资和退休待遇。
三、知青返城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
正如文初所说的，城市知识青年向农村的流动，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计划体制下城市经济解决就业功能的失败。
一是三大改造消灭了私营服务业和手工业，过去青年升不了学，可以做学徒或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1953年后这条道路被堵死，同时取而代之的国营商业体制，因为运营僵化，造成了城市商品供应和服务的短缺。
二是限制私人投资兴办工业，把就业压力完全留给国家，其实大大降低了社会对就业的供给能力。
三是新兴的国有经济集中于重资本而薄就业的重工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从1953年至1978年，重工业拿走了全国51%的基本建设投资，而轻工业只占6%（彭敏：《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09-311页）另据80年代初马洪先生的测算 ， 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服务业为800人，轻工业为257人，而重工业仅为94人。 （马洪《现代中国经济事典》，1982年第219页）
这种体制造成了“无就业的增长”的怪象，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从增长了5倍稍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增长了7.6倍，但是这期间就业人员只增加了2.2倍。从三大改造完成起，各城市就不得不把纾解过剩的青年劳动力作为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从1955年到1976年上海市先后动员500余万人下乡或迁徙到外地，扣除从外地招工人口，这期间人口净迁出也达150万；全国而言从1962年至1978年下乡、下放总人口达到近4500万，正如胡耀邦所说的，全世界都在城市化，唯有中国在反城市化。
既然提出要停止青年上山下乡，那么如何解决他们就业问题呢？1978年8月19日和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文化部负责人，以及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分别提出了“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发展轻工业，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的就业指导思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5页；《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57—158页）
与邓小平相呼应，胡耀邦也这前后也提出通过发展小城镇和服务业，解决青年就业的主张。1978年9月6日，他在全国九省组织部门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60万人，其中1972年前下去的还有200多万，他们都30多岁了，美国就业越来越集中向服务业，农业人口才占4%，而我们农业人口占80%多，过去“四人帮”只允许青年与农民结合，不许同工人结合，完全是歪理，解决知青问题，除了要扩大学校招生，我还主张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改善市政和服务业来解决就业。1979年11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又提出“广开门路”的思想，通过鼓励发展轻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来增加就业。
胡耀邦比邓小平走的更远的是，提出在要所有制上突破，通过发展集体或个体经济来创造新就业。1979年6月，他在出席全国宣传部门领导吹风会上指出： “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和全民所有制，这不行”。他还举例，宝钢这么大的项目才需要3万工人，而要解决两千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不可能纯粹依靠国企，把人涌向重工业只能是新的“祸国殃民”，“过去我们把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服务业搞臭了，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通过这些行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第369页）
7月17日，胡耀邦又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把新的就业政策归结为：“广开门路，集体所有”，提出要通过改变上层建筑来解决经济问题。在这里还要指出，所谓的改革之初政策语境中的“集体所有”，很大程度是保护民营经济发展赋予的“红帽子”，实际上是个人联办、独立经营。
这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正在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胡耀邦支持他进行实地调研，并专门在中央党校为他提供安静的创造环境。薛暮桥也关注到当时青年就业难问题，为此提出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另一方面要破除对公有制的迷信，鼓励返城青年经营个体生意。他还生动地说，过去我们在堵资本主义的后路，其实堵上了老百姓的生路。
对于薛暮桥的意见，胡耀邦极为重视，鼓励他把观点整理出来，后来薛暮桥写了一篇《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胡耀邦专门安排发表在1979年7月5日的《理论动态》上，并且还请他给在党校学习的省市领导讲讲怎么搞活就业。（《薛暮桥回忆录》，第349页，及笔者2021年对《理论动态》编辑组成员沈宝祥教授的采访）
依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披露的中央高层讨论知青问题的记录来看（该书主编顾洪章曾经担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因而有机会披露大量一手原始资料），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于发展服务业、轻工业存在相当的共识，即便是纪登奎、韦国清也同意这个做法。从实践来看，对解决知青就业最关键的是胡耀邦、薛暮桥提出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只有用民营的办法才能把服务业、轻工业发展起来，国营服务公司、商店依旧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岗位。
（北京大量返城知青做起了个体生意，照相、卖大碗茶、开餐馆成为早期他们自谋生路的主要渠道，这也是城镇民营经济的起点）
作为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就业主张的反馈，1980年8月初，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了这次会议形成的《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指示（1980年64号文件），文件分析了过去就业的失误源于：“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大’和’公’，强调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压制、取消。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统由国家包揽，即所谓’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搞越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件提出”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发展“待业青年自愿组合、自筹资金举办的集体企业”，鼓励留在农村的城镇知识青年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关于后者，文件特别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适当发展。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要积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1981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1年42号文件）。前者提出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18项措施，后者则提出允许个体企业雇佣5名学徒，以及提出：“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的经营活动和正当的收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非法干涉、平调、升级和并吞”，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私营经济的政策的根本转折，即从消灭转为承认和保护。
因此，1978年后开启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固然有国际竞争的压力，打开国门后中外比较产生的冲击的原因，但是解决知青就业也是改革的原点和初衷之一。
实践也证明了通过发展服务业、轻工业、个体私营经济解决就业的有效性。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城镇就业增加了42%，而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4890万上升到9933万，增加了一倍多，就业结构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到1988年，中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达到1400多万户，就业人口突破2500万，联户合办和个体举办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也突破4500万，这意味着民营经济创造了7000万以上的就业。
基于这些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中央不仅妥善解决了回城知青就业问题，还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这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新增1100万，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每年增幅（约380万）的近三倍，失业率下降到1.8%，达到建国后最低水平。
如果把历史视野放宽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3.67亿，其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从23%提高到62%。这些增量部分几乎完全是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带来的，从所有制上来讲民营经济为我国就业创造了3.83亿个岗位，从产业结构上来讲，服务业带来了2.97亿新就业。
所以说，以国家财富积累和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并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只有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尊重民间自主权、财产权的经济发展道路，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