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真的因为高市早苗把“敌国条款”带上联合国讲台而一片抱怨吗？
目前没有可靠民调证明日本社会出现了“怨声载道”的普遍情绪，但可以确定的是，高市9月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里的“旧敌国条款”后，这个沉寂多年的议题重新进入国际舆论。
中方随即回应，日本媒体也集中解释第53、77、107条。
本文更值得关注的是，高市为何选择此时重提，以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为什么会让一条联合国早已称为“过时”的历史条款重新获得政治热度。
高市把“敌国条款”带上联大，争议反而被重新放大
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演讲全文显示，高市早苗在9月22日的联大讲话中明确提出，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已经表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表述的共同意愿，因此相关条款应尽快删除。
她同时把这一诉求与安理会改革、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以及日本自称坚持“专守防卫”的战后路线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并不是“摆脱军事限制”，而是认为这些二战遗留文字已经不符合今天的联合国现实。
中国外交部9月23日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敌国条款”是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重新威胁国际和平的重要制度安排，并把日本防卫力量建设、修宪讨论等问题与历史责任联系起来。
高市想推动一个日本政府长期主张的联合国改革议题，却让另一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为什么二战结束81年后，《联合国宪章》正文里仍然保留着针对二战“敌国”的历史性表述？
东京讨论的是如何摆脱战败国时代留下的文字标签，而中国讨论的却是日本近年来的安全政策是否正在改变战后形成的制度约束。
当日本同时处在防卫预算上升、反击能力扩充和修宪争论持续的阶段，外界自然会把“法律文字”和“现实政策”放在一起审视。
这才是高市这次联大发言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
“敌国条款”到底管什么？原文没有网络传言那么简单
所谓“敌国条款”并不是一条独立条文，而是分散在三个条款里的二战遗留表述。
第53条涉及区域安排下的强制行动，并保留针对二战“敌国”的历史例外；第77条主要涉及国际托管制度所适用的领土范围；第107条则规定，《联合国宪章》不使二战结果所采取或者授权采取的行动失效。
更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自己早已对这些文字作出过明确的政治判断。
1995年，联合国大会第50/52号决议以15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明确认为第53、77和107条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启动删除程序的意向。
到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177段再次写明，各国领导人“决意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对“敌国”的相关表述。
问题在于，它们虽然被联合国大会认定为过时，却至今没有从《联合国宪章》正文中正式删除。
原因就在修宪程序。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首先必须获得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赞成；之后还必须由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国内宪法程序完成批准，而且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全部包含在批准国之中。
按照目前193个联合国会员国计算，联大阶段至少需要129票赞成，随后还要经历各国批准程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多年来要求删除，但正式修改始终没有完成。
2026年又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日本外务省资料显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起诉28名被告，最终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终身监禁，另外两人分别被判20年和7年监禁。
因此，高市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敌国条款”重新摆上联合国讲台，必然容易与东亚仍然敏感的战争记忆联系起来。
真正让周边国家敏感的，是日本安全政策已经发生变化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数据表明，2026年度“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为8.8093万亿日元，如果计入SACO和驻日美军再编相关经费，整体防卫相关预算约为9.0353万亿日元。
而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规定，2023年至2027年度五年用于防卫力建设的规模约为43万亿日元，其中包括建设反击能力、增加防区外导弹以及扩大无人装备等项目。
中方也正是把高市要求删除“敌国条款”与日本近年来扩充军事能力放在一起观察。
中国外交部将这些政策变化称为加快“再军事化”；日本政府则表示，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应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高市在此次联大发言中也再次强调日本坚持“专守防卫”。
高市过去长期前往靖国神社，但2026年8月15日，她作为首相并没有亲自前往参拜，而是送了供奉品。
当天前往靖国神社的是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
靖国神社供奉的战殁者中包括14名甲级战犯，这也是相关参拜长期引起中国、韩国抗议的原因。
高市政府2026年仍公开表示维持“无核三原则”，高市本人7月在国会答辩时再次确认这一立场。
从这些信息放在一起看，争议更像是一种“战略信任赤字”。
日本认为自身加强防卫是应对现实安全环境，周边国家却会把日本军事能力上升与二战历史、靖国神社和修宪讨论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判断。
只要这种信任缺口存在，一条已经被联合国称为“过时”的历史条款，就仍有可能被重新政治化。
删不删只是表面，背后是日本怎样重新定义“战后身份”
高市为什么要在联合国大会专门提出“敌国条款”？
从她整篇演讲的结构来看，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并不只是删掉几个词，而是把删除“敌国条款”、联合国改革、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以及安理会改革放进同一套外交叙事中。
日本长期主张联合国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反映当前国际力量格局，并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删除“敌国”表述，对东京而言具有明显的身份和外交象征意义。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
1995年联合国大会已经把相关条款认定为“过时”，2005年各国领导人也形成了删除这些文字的政治意愿，因此如果只从联合国改革和法律技术层面看，日本提出删除并不是没有依据。
中方强调的却是另一层问题：战后秩序不能只看宪章里的几个词，还应该观察日本现实中的安全政策、历史认识和军事能力变化。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回应高市演讲时使用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方怎么做。
还有一个法律细节也需要讲清楚。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责、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
而从《联合国宪章》第4条的正式文本看，新会员国明确的法律条件是接受《宪章》义务，并经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决定接纳。日本于1956年12月正式加入联合国。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争论最后未必取决于第53、77、107条什么时候真正从纸面上消失。
删除这些文字，并不会自动消除东亚的战争记忆；保留这些文字，也不能单独决定日本今天采取怎样的安全政策。
真正影响地区关系的，仍然是现实政策是否透明、军事能力边界是否清晰，以及历史问题能否形成稳定可信的处理方式。
所以，高市这次联合国发言确实产生了一个客观效果：原本主要存在于国际法教材和外交文件中的“敌国条款”，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希望通过删除旧条款进一步完成自身所说的“战后身份正常化”，而中国则借这场争论重新强调历史责任和战后国际秩序。
双方表面上争的是《联合国宪章》里的三个条文，背后真正存在分歧的，却是日本未来究竟将在东亚安全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