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工作人员宿舍里，护士马晓先正在洗衣服。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突然出现，只说了一句：“跟我走一趟。”这次临时召集，改变了她此后几年的工作轨迹。
马晓先原是中央办公厅保健组的护士，曾承担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护理任务。1973年3月，汪东兴找她谈话，准备调她去江青身边工作。听到这个安排，她并没有立刻接受。
她对江青的脾气早有听闻，加上自己刚生完孩子，丈夫又患了急性肝炎，便以家庭和健康情况为由推辞。汪东兴起初没有强求，十多天后却再次找来，说明江青对护士有几项要求：受过正规训练，性情平和，最好已经生育。
马晓先仍然不愿意。她后来回忆，自己去照顾其他老同志都可以，唯独不想去江青那里。汪东兴问她是不是党员，她回答“是”。对方随即提醒她，组织分配必须服从。话说到这里，马晓先只能接受任务。
上任前，她还被特别交代要严格保密。那几年里，连丈夫也不知道她具体服务的对象。护士长的名义听起来体面，实际却意味着长时间值守，生活几乎完全围绕护理对象展开。
江青晚年怕风，情绪紧张时容易出汗。马晓先没有只按常规护理，而是动手改造衣物：她在汗衫上缝好按扣，又准备几块小毛巾固定在衣服内侧。出了汗，毛巾可以立即取下更换，既方便，也减少了反复穿脱衣服的麻烦。
真正辛苦的是作息。江青常常凌晨才休息，房间里又装有呼叫铃，只要铃声响起，护士就必须马上过去。马晓先有时困得睁不开眼，便抓一把茶叶泡水，喝下苦茶提神。等江青入睡后，她还要设法补觉，长期下来，自己的生物钟完全被打乱。
她很少回家。有一次，孩子发烧并流鼻血，她匆匆赶回去，替孩子擦洗一番，留下饼干便又返回岗位。同组护士问她怎么能这样照料孩子，她只是说，工作太紧，家里也请不起人，只能尽量处理。
护理工作中，马晓先并不刻意讨好江青。她认为，护士能不能站稳脚跟，关键在于技术和责任心，而不是说好听话。江青偶尔挑剔，她便按规矩解释；遇到生活上的小问题，也尽量用实际办法解决。两人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却保持了工作的稳定。
那天并非马晓先值班。张耀祠催她换衣服、换鞋，她还以为只是临时工作。走出宿舍后，她看到停车处附近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才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晚上8时30分左右，她随张耀祠来到江青办公室。
江青刚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休息。张耀祠当面传达中央决定，要求她接受隔离审查，并交出文件柜钥匙。江青听完没有立即起身，只说：“我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张耀祠重复了一遍传达内容，她才慢慢站起来。
她取出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下“华国锋同志启”几个字，把钥匙放进去，随后交给张耀祠。马晓先奉命收拾生活用品。大约半小时后，三人乘车离开原处，前往安排好的地点。
出乎马晓先意料的是，江青接受隔离审查后，组织仍安排她继续负责护理。原因并不复杂：江青长期由工作人员照料，许多日常事务已经不会独立完成，人员一下全部撤走，生活和健康都可能出现问题。
这段时间，马晓先的工作从单纯护理变成了生活训练。她教江青洗衣、擦桌子、整理床铺和打扫房间。洗衣时，江青曾把洗衣粉直接倒在衣服上揉搓，不知道应当先用水化开。马晓先只好一步步示范，直到她能够自己完成。
情绪波动时，江青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对身边人的不满。马晓先没有借机训斥，也没有因为对方身份变化而刻意苛待，只等情绪平稳后继续督促她练习自理。她后来解释，护理是组织交办的职责，护理对象若出了问题，责任仍在护士身上。
1977年4月10日，江青被转押至秦城监狱，马晓先也结束了这段持续数年的护理工作。此前那个在宿舍里被临时叫走的护士，最终亲历了江青从被照料到被要求独立生活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