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甘肃临泽一带，红五军政委李卓然接到命令，率部向高台方向急进。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支部队即将迎来一场惨烈苦战，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反复念叨的并不是个人升降，而是长征途中那次改变命运的“错过”。
李卓然生于1899年，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家境普通，但父亲办过私塾，他因此获得了读书机会。青年时期，他接触进步思想，参加爱国活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随后又到苏联学习，曾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接受军事训练。
1929年回国后，李卓然投入地下工作和兵运训练。那段时间，上海环境险恶，许多工作只能秘密进行。他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参与编译红军早期工作条例，还在一次俘虏争取工作中发现了吴人鉴。吴人鉴后来改名王诤，成为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1930年，李卓然经香港辗转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后，他来到瑞金，负责红军总部直属队的政治工作，接触到工兵、炮兵和无线电等单位。1931年，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
这段共事时间并不算长，却涉及工作、生活和安全保障等许多细节。李卓然办事细致，毛泽东对他也比较信任。后来毛泽东在瑞金郊外休养，李卓然还常去探望。有人问他工作是否辛苦，他只说：“组织交代的事，办妥就好。”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毛泽东的职务发生变化，李卓然也离开了毛泽东身边。此后，他担任过红军政治部的重要职务，参加多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8月，他出任红五军团政委，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承担后卫任务。
后卫并不好当。
主力部队向前推进，后卫部队却要不断阻击追兵，掩护机关、伤员和辎重转移。李卓然与军团长董振堂带部队边走边打，伤亡十分严重。有一次，李卓然正在通电话，敌机突然袭来，电话机被炸毁，身边战士多人牺牲，他本人却侥幸生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遵义会议召开时，李卓然还在后方行军。得知会议消息后，他连夜赶路，最终进入会场。会上，他结合红五军团的实际情况，谈到后卫部队在行军和作战中遭遇的困难，批评错误军事指挥，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这次发言，分量不轻。因为他不是旁观者，而是长期带兵、亲自承受损失的军团领导。
真正影响李卓然后半生的，却是长征后段的一次调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还是南下，出现严重分歧。为加强两支部队之间的沟通，周恩来找李卓然谈话，希望他到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争取团结更多同志共同北上。
李卓然接受了任务。对他而言，这本是熟悉的工作：统一思想，弥合分歧，维护部队团结。可就在他留在红四方面军期间，中央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等他醒来时，队伍已经出发。
据亲属回忆，他后来曾说：“毛主席北上，没有叫上我。”
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埋怨。它背后连着一次组织安排，也连着此后难以摆脱的历史处境。李卓然随红四方面军继续行动，后来参加西路军。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西路军奉命西进河西走廊，试图打通通往苏联的交通线。
西路军约两万余人，深入河西走廊后，面对马家军骑兵和复杂地形，作战极为艰苦。1936年12月底，红五军奉命奔袭高台，激战五昼夜，部队几乎全部损失，董振堂壮烈牺牲。李卓然作为西路军政治工作负责人之一，最终与李先念、程世才等人辗转突围，直到1937年12月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失利，责任问题必须处理。按照李卓然儿子的回忆，毛泽东曾让他写一份检讨。李卓然没有据理争辩，只是认真完成。抗日战争开始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干部职务重新安排。由于西路军经历和此前在四方面军的任职情况，他被安排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
与此前职务相比，整整降低八级。
面对这一安排，李卓然没有提出条件。他对家人说过：“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之后，他重新投入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门负责人、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评定时，他主动要求降低等级。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他因长期离开军队系统，也请求不参加授衔。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病重期间，他曾要求身后将骨灰撒在祁连山。那里，是西路军曾经浴血突围、也是许多战友长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