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北京，82岁的邓小平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墨西哥世界杯。屏幕里的马拉多纳带球突破，动作不算花哨，却总能在最要紧的地方撕开防线。邓小平看得很专注，谈到中国足球时，既有喜爱，也有明显的着急。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看了几十年足球，看到我国足球队时，总有一股闷气。”这句话并非对球员个人的否定，而是一个长期看球的人，对训练、竞赛和管理环节的担忧。
邓小平与足球的缘分，远早于新中国成立。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经济十分拮据。乌拉圭队在比赛中表现强势，引起了他的兴趣。为了看一场球，他甚至拿衣物换钱购买门票。
那张票的位置很偏，球员的面孔几乎看不清，但比赛本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他仍能说出乌拉圭队夺冠的情形。对邓小平而言，足球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进球，还有临场变化、战术选择和弱队翻盘的可能。
1927年回国后，上海局势紧张，外出并不安全。可只要有球赛，邓小平仍会设法前往，有时还要改变装束。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足球不是他一时兴起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他看球的条件逐渐改善。即使工作繁忙，也会抽时间观看比赛。1977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邓小平悄悄坐在观众席后排。球迷认出他后，现场很快响起欢呼声，他只得起身说了几句。
后来家人打趣：“这么多人追着一个球跑，有什么好看的？”邓小平并不生气，只解释道：“足球好看，不只是看进球。”在他看来，传接、跑位、攻守转换以及裁判尺度，都构成比赛的一部分。
正因为长期观察，他对中国足球的问题看得很具体。他曾指出，裁判如果畏惧运动员，哨子就难以公正；裁判尺度失当，也会反过来影响球员的比赛习惯。这个判断，落脚点并不是责备某一个人，而是强调竞赛制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1986年世界杯结束后，关于邀请马拉多纳来华比赛的说法逐渐流传。1987年，意大利方面有人来中国商谈合作，中信系统的负责人据说曾转达邓小平希望邀请马拉多纳来华踢友谊赛的想法。传闻中的观众规模极大，甚至提到数亿人观看。
不过，这段经过在公开材料中并不完整，许多细节难以逐一核实。尤其是“没有三亿我不去”这句话，更像是经过转述和传播后形成的标题化表达，不能简单当作有完整档案支持的原话。
当时的马拉多纳正处于声望高峰。1986年世界杯，他率领阿根廷队夺冠；在意大利踢球期间，又凭借出色表现成为世界足坛的焦点。对于一名身价高、行程满的球星来说，跨洲参加一场比赛，涉及出场费、保险、商业安排和球队协调，开价自然不会低。
“三亿”在当年的中国，确实是极其庞大的数字。即便这笔金额只是传闻中的概数，也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巨大的现实差距。邀请没有成行，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的想法荒唐，而是当时中国体育市场和国际职业足球之间，尚未建立成熟的合作机制。
有意思的是，后来中国足球逐步尝试走出去。1991年，国内筹建青年精英队伍，赴巴西接受训练，得到企业方面的支持。那批球员中，后来涌现出李金羽、李铁等人。2001年，中国队在沈阳以一比零战胜阿曼，提前获得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资格，这一成绩与长期训练、竞赛制度探索密不可分。
1996年7月，马拉多纳终于来到中国，随博卡青年队访问北京等地。7月2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已经35岁的马拉多纳依然成为全场焦点。遗憾的是，92岁的邓小平因身体原因未能到现场，只能在家中观看比赛。
足球之外，邓小平还喜欢乒乓球、游泳和桥牌。1992年，他观看年轻的刘国梁比赛时，曾称赞这是个好苗子。早在1983年，79岁的邓小平还在大连坚持下海游泳。对他来说，体育既是观看比赛时的判断，也是保持身体和头脑状态的一种方式。
1981年，他与桥牌名将杨小燕对局；1984年，又在北戴河与聂卫平成为牌友。牌桌上的输赢，他看得很认真，却不把胜负当成负担。这样的性格，也解释了他为何始终喜欢足球：有竞争，有悬念，更有临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