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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昨天(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蓝佛安的署名文章《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原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

读完这篇文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财政政策正在经历深层次的迭代和逻辑切换。

正值国庆假期首日,又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窗口,财政部一把手选择以《求是》署名文章的方式系统阐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思路,可以说极具意味。

而文章本身信息量也极大,释放的相关信号分量颇重,政策动向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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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文章讲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精准有效,但通篇读下来会发现,决策层对财政政策的实施思路正在转向,从“花多少钱”转向“钱花得值不值”,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牵引。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微调,而是治理逻辑的升级。

先看“家底”。

文章披露,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30万亿元,新增各类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1—8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力度确实不小。

但紧接着,文章强调的却是“科学管理”“盘活存量”“集中财力办大事”——注意,标题用的是“精准有效”,不是“加大力度”。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相比钱多不多,更关键的是怎么花。

这种矛盾感,在文章的另一组数据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一边是30万亿的支出盘子,另一边却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从严从紧管理因公出国、国内考察交流、公务接待”。零基预算改革从16家中央部门试点扩大到新增32家。

这说明财政政策的重心正在从“放水”转向“提效”,用管理效率的提升来放大政策效能,而不是靠无限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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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极具信号意义的变化:30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

文章明确提出,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笔钱不是投向基建,不是投向消费,而是直接注入金融机构的资本金。

根据8家中央金融企业9月6日发布的增资公告,农业银行拟获得13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工商银行拟获得70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获得300亿元、100亿元、350亿元、70亿元、不超过150亿元、30亿元。加上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600亿元出资,8家机构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

这个操作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挖。

特别国债通常用于基建投资或消费刺激,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核心资本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为什么选择补资本而不是降利率?

核心考量之一或许在于,当银行资本充足率承压时,即便央行释放流动性,信贷也难以有效流向实体经济。

补充金融机构资本金能够强化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吸收能力,同时释放信贷投放空间,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财政资金进入金融体系,本质上是在疏通货币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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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文章中最具“增量”价值的信号,是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的表述。

蓝佛安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将“研究出台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等增量政策”。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研报中给出了具体测算: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3.19万亿元,截至9月债务余额60.43万亿元,10—12月计划发行1.00万亿元,则总结存限额为1.76万亿元;参考历史上结存限额动用比例,预计本次将安排5000亿—6000亿元。

2025年四季度的操作可供参照:当时财政部宣布盘活5000亿元地方债结存限额,其中3000亿元用于化解存量债务,2000亿元用于支持地方项目建设。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据明明测算,纳入结存限额后,四季度政府债净融资或达3.9万亿元,较去年四季度的约2.4万亿元高出约六成。

换句话说,四季度政府债供给将迎来一个明显的高峰,这对债市和资金面都构成需要关注的压力。但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财政政策在四季度不会“收力”,而是会在制度框架内尽可能释放存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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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另一大看点,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加速迭代。

今年1月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8月1日即优化实施——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年度规模上限从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单户贷款贴息上限从1万元提至10万元。

而在这篇《求是》文章中,蓝佛安再次提出“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

一项政策在不到一年内经历“推出—优化—再扩围”三轮迭代,这在财政政策史上极为罕见。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决策层对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这条路径的反馈速度远超市场预期,财政政策的工具箱正在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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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这项政策到底贴的是什么。

根据财政部2026年1月发布的文告,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覆盖居民使用经办机构个人消费贷款进行的各领域消费,以及新发生的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经办机构已从最初的少数全国性银行扩展至监管评级3A及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分别承担贴息资金的90%和10%。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则覆盖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数字、绿色、零售等11类消费领域,年贴息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1年,单户贴息贷款规模最高2000万元。

理解了这套机制,就能明白“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这三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它本质上是在降低政策触达门槛,让更多中小经营主体和普通居民能实际享受到财政补贴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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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章在民生领域的着墨也值得关注。

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免费学前教育稳步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就业补助资金已下达667亿元。

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投资于人”正在从口号变成一揽子实实在在的财政投入组合。999亿育儿补贴叠加免费学前教育和养老补贴,构成了一个覆盖“一老一小一就业”的社会投资包,这不是简单的民生支出,而是财政对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的一整套回应。

更值得品味的是,文章将“预期管理”写入了政策执行框架:“将宣传引导贯穿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着力提振市场信心,实现‘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政策效果。”

预期管理通常被归入货币政策范畴,但财政部长在《求是》文章中将其作为政策执行的核心方法论,意味着财政政策的评价标准正在从“花了多少钱”转向“市场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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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别国债注资金融机构,到结存限额激活存量空间,再到贴息政策的加速迭代,这些看似分散的动作背后,其实是一条统一的逻辑线:在收入端承压的背景下,通过管理效率的重构和政策工具的迭代,把有限的钱花出更大的效果。

零基预算改革向纵深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稳步推进以拓展地方税源,这些制度层面的调整,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财政政策正在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管理。

对于市场而言,蓝佛安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说了什么新东西,更在于它确认了什么。

增量政策的“弹药”已经在路上,结存限额、贴息扩围、特别国债注资,这些都是四季度可以兑现的“存量确定性”。

而预期管理被正式纳入政策框架,则意味着未来的政策发布将更加注重节奏和沟通,这对市场预期的稳定是一个积极变量。当财政政策开始学会“管理预期”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经济的“稳定器”,更是在为市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