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俄罗斯联邦接过了国家权力。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幕像是一个新国家重新走向欧洲的起点；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疏离，并非始于苏联，也不是某一场冲突突然造成的，而是文化分流、地缘扩张和制度竞争层层叠加的结果。
要找源头，不能只盯着近代地图。公元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正式分裂。西欧逐渐以罗马天主教为核心，东欧则以君士坦丁堡传统下的东正教为主。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后，便与西欧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体系。
宗教并不等于战争，却会影响法律、政治和社会习俗。西欧的王权与教会关系，和莫斯科公国后来形成的权力结构并不相同。久而久之，俄罗斯在欧洲，却没有完全按照西欧的方式发展，这种“同处一洲、各有体系”的状态，埋下了长期隔阂。
蒙古西征又改变了东欧的历史方向。13世纪，基辅罗斯诸公国受到蒙古势力控制，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国影响下逐渐发展。莫斯科公国后来崛起，既吸收了东正教传统，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习惯。这样的历史经验，与西欧诸国的封建传统存在明显差异。
真正让欧洲开始警惕的，是俄国在近代的迅速扩张。彼得一世通过大北方战争，在1721年前后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俄国由此成为欧洲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又向黑海和南方推进。对俄国而言，这是争取安全边界；对邻国而言，却意味着边界随时可能改变。
有意思的是，欧洲并非一直排斥俄国。拿破仑战争后，俄国曾成为欧洲列强协调秩序的重要成员。1814年，俄军进入巴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参与战后安排。那时的俄国既是合作者，也是令人忌惮的力量，双方关系始终带着现实算计。
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则暴露了俄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深层矛盾。表面上，争端涉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宗教权益；实质上，黑海、地中海和近东的战略通道才是关键。俄国战败后，欧洲列强对其扩张能力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俄国也更加重视向亚洲寻找空间。
“他们为什么总想扩大边界？”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官常有类似疑问。俄国方面的回答其实也很直接：“没有纵深，就没有安全。”双方并非谁只讲道德、谁只讲利益，而是站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看待同一件事。
1917年革命，是关系恶化的决定性转折。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后，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宣布废除旧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英、法、美、日等国随后以不同方式介入俄国内战。虽然各方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但新政权由此长期处于外部戒备之中。
苏联成立后，意识形态又把隔阂推向更深处。资本主义国家担心革命扩散，苏联则认为西方试图遏制社会主义政权。两种制度之间没有稳定的信任基础，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也常常带着防范意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阵营关系。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与英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战争需要让彼此暂时合作，但共同敌人消失后，矛盾很快重新浮现。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通常被视为冷战公开化的重要标志。
此后的苏联，拥有广阔领土、强大军力和核武器，并在东欧建立安全缓冲地带。苏联认为这是防止再次遭到入侵的必要安排；英美则担心欧洲力量失衡。双方都把自身行动视为防御，却把对方的行动理解成进攻，冷战因此不断加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努力融入欧洲经济与安全体系，但历史遗产没有随国旗更换而消失。北约扩展、俄方安全焦虑，以及车臣问题、科索沃问题等争议，使双方互信十分脆弱。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关系进一步恶化。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全面升级，欧美对俄采取大规模经济与外交措施，长期矛盾集中爆发。
所以，俄罗斯被西方社会逐渐疏远，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日期。1054年的宗教分裂塑造了文化边界，彼得一世之后的扩张制造了战略疑虑，1917年革命带来了制度对立，1946年后的冷战则把这种不信任固定下来。到了21世纪，安全边界、地区影响力和历史记忆继续交织，旧问题便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