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上海，孔令华带着3岁的女儿孔东梅来到贺子珍身边。他此行并不只是探亲，还带着一份现实的托付：希望女儿能够暂时留在上海，请家人多加照看。
这个安排背后，是一个家庭对特殊时期的谨慎思量。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欠佳，李敏和孔令华都担心北京事务繁忙，一旦家中出现突发情况，年幼的孔东梅可能无人照料。孩子虽小，牵动的却是几代人的心。
孔令华见到贺小平后，没有绕弯子，直接谈起女儿：“东梅年纪还小，想请你们多帮着照顾一段时间。”
贺小平明白其中的难处，随即答应下来。对她而言，这不是一件需要权衡的事。贺子珍是她的姑母，李敏又是亲近的姐妹，孔东梅自然也是家中的孩子。
有意思的是，孔东梅与上海的缘分，并非从1975年才开始。早在她出生前，贺子珍就已经承担过照看外孙的责任。只不过，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走进外婆生活的时间更早，也留下了另一段家庭记忆。
1962年，李敏生下孔继宁。那时的李敏既要照顾孩子，也要面对学习和工作的安排。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夫妻二人又都有各自的事情，日常照料很快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考虑，李敏把年幼的儿子送往上海，请贺子珍帮忙照看。贺子珍长期生活在上海，身边相对安静，外孙的到来让她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不少生活上的声响。对女儿来说，这既是求助，也是信任。
李敏并没有把母亲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按照当时的情况，她每月寄去15元，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用。钱数并不算多，却体现出她对母亲劳动的体谅。亲人之间，越是亲近，越不能把一切都看成应该。
孔继宁在上海长大了一段时间，李敏则利用假期前往探望。北京与上海相距甚远，往返并不轻松，但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尽量去见母亲和孩子。聚少离多，是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难以回避的现实。
到了1972年，孔东梅出生。她比哥哥小十岁。此时的李敏已有了照顾孩子的经验，生活安排也不像当年那样仓促，因此没有很早把女儿送到上海。孔东梅先在父母身边成长，享受着一个小家庭的日常陪伴。
但家庭关系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孩子留在北京，并不意味着与外婆疏远；1975年的这次上海之行，反而让孔东梅又一次进入贺子珍的生活。只是与孔继宁不同，她到来时，外婆的身体和精力已经不如从前，照料她的责任需要家人共同承担。
所以，孔令华特别向贺小平提出请求，希望她在照顾贺子珍的同时，也帮忙照看孔东梅。这个要求看似平常，却包含着两层考虑：既要减轻贺子珍的负担，也要让孩子在熟悉而可靠的亲属身边生活。
贺小平没有推辞。她本就是贺家晚辈中的重要照料者，与李敏关系亲近，对孔东梅也有感情。外婆负责疼爱，姨妈协助照料，家人各自承担一部分责任，孩子便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
李敏与孔令华的选择，也说明那个家庭处理亲情时，并不只凭感情冲动。孩子交给谁、什么时候交，既要考虑长辈的身体，也要考虑父母的工作，更要顾及当时的家庭处境。每一次决定，都不是轻松作出的。
对孔东梅来说，上海不仅是母亲贺子珍生活的地方，也成为她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外婆的照看，姨妈的陪伴，以及父母在北京的牵挂，共同构成了她成长早期的家庭图景。那句“我有一个要求”，说到底，是一位父亲在复杂处境中，为女儿寻找一份妥当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