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5日，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驻地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正在作战室内处理电报，与他一起工作的高瑞欣也在屋中。燃烧弹落下后，木屋迅速起火，两人未能撤出，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8岁。
这场牺牲并非发生在冲锋陷阵的阵地上，而是在一处负责译电、整理资料的指挥机关。正因如此，消息传回北京后，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对于一名普通战士来说，敌机轰炸已经足够突然；对于毛泽东的长子而言，这个消息又多了一层沉重。
毛岸英并不是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他1922年出生，童年经历坎坷，曾在苏联学习和生活多年，掌握俄语，也接触过现代军事和政治知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回到延安。有人注意到，他穿着洋制服，带着海外生活留下的习惯，与窑洞中的延安生活并不完全相同。
毛泽东没有让儿子停留在特殊环境里。回到延安不久，毛岸英被安排到陕北农村参加劳动，住农民的窑洞，干耕地、挑水、运粪等活计。锄头并不听使唤，手上磨出血泡是常事。夜晚，他还帮助乡亲识字，逐渐熟悉了土地和普通人的生活。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作风。后来有人回忆，毛岸英说话直接，做事少摆架子，吃饭也不挑拣。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曾在机关从事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也到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他并非没有安稳工作的机会，甚至考虑过长期到工厂锻炼。
朝鲜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线急需熟悉俄语、能够处理军事资料的人。毛岸英主动提出入朝。有人担心他的身份特殊，劝他留在后方，他的回答很简短：“我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不只在于个人选择。毛岸英如果留在北京，没有人会认为他贪图安逸；但他一旦进入战区，身份本身就可能给周围人增加负担。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关于是否批准他入朝，史料记载中有过慎重考虑，最终毛岸英还是随志愿军总部来到朝鲜。
彭德怀起初也并不愿意让他靠近危险。志愿军司令部缺少制空权，敌机活动频繁，后方机关并不等于安全地带。毛岸英承担的是翻译电报、整理文件、传达情况等工作，看上去不是冲锋任务，却同样处在轰炸威胁之下。
1950年11月25日的轰炸来得很快。由于当时指挥部正在处理紧急事务，毛岸英和高瑞欣没有及时离开房屋。大火过后，现场留下的不是一场可以详细描述的战斗，而是两名工作人员的遗体。彭德怀随后将情况上报，消息经过层层传递，最终送到北京。
毛泽东得知噩耗后，承受的并不只是丧子之痛，还要继续处理战争、后勤和国内建设等重大事务。相关人员曾考虑暂缓告知，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和判断。消息送达后，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没有立即作出激烈反应，只是要求继续做好前线工作。
1951年初，彭德怀回到北京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战事、兵力、粮弹和指挥部安全等问题谈过之后，话题终于触及毛岸英。毛泽东问道：“我的岸英是否勇敢？”彭德怀回答：“他在工作岗位上没有退缩，是勇敢的。”
这句问话看似简单，实际包含着一位父亲最难直接说出的牵挂。毛泽东没有追问儿子临终前是否痛苦，也没有要求为毛岸英作特别安排。他关心的，是儿子有没有在危险面前尽到职责。对于战场上的牺牲者，这或许是当时最重要的评价。
1954年，彭德怀曾建议将毛岸英安葬在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毛泽东同意了，但提出不要搞特殊。毛岸英最终与众多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将士安葬在一起，墓碑没有被安排在特殊位置，名字也和其他烈士一样，留在那片异国山地。
那件事后来很少被毛泽东公开谈起。战争年代，许多家庭都失去了亲人，而毛岸英的身份并没有改变牺牲的性质。他在指挥部承担的是普通岗位，面对的也是普通战士同样无法预知的空袭。正因为如此，彭德怀的那句回答，才显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