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下旬，香港寓所内，卫立煌听到合肥解放的消息后久久不能平静。此时他人在异乡，心里惦记的却是合肥老家的母亲。老人已经85岁，年事已高，战事变化又快，万一有人借乱生事，后果不堪设想。
管家见他来回踱步，提醒道：“何不写信给朱总司令，请他设法照应老人？”
卫立煌沉默片刻，随即坐到书桌前。他很清楚，自己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军队有过长期对立，这封信能否得到回应，实在没有把握。
信送出后，朱德没有把它当作一件普通家事处理，而是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对卫立煌并不陌生，也记得抗战时期双方交往中的许多细节。1949年2月，中央方面作出安排，要求安徽有关部门注意保护卫立煌家属。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随即采取措施，使老人及其家人免受骚扰。
这件事的分量，不只在于保护一位老人的安全，更在于当时共产党如何对待一名曾经的对手。卫立煌后来得到消息，心中的震动可想而知。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最担忧、最无助的时候，伸手相助的恰恰是曾经的“敌手”。
卫立煌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时代，他对书本兴趣有限，却喜欢军事和操练，后来进入湖南陆军学兵营学习。北伐时期，他凭借作战能力得到蒋介石重用，逐渐成为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中原大战期间，他率部作战有功，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但将领的经历，并不只有战功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曾参与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金家寨失守后，当地一度被改名为“立煌县”。这段经历说明，他早年确实站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之内，与共产党处于对立状态。
真正影响卫立煌思想变化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接触与观察。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取得胜利。卫立煌起初难以理解，一支装备并不占优势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击破日军精锐。带着疑问，他后来到过延安，并与朱德等人接触。
有意思的是，军事上的疑问，最后变成了政治判断。卫立煌看到八路军内部的官兵关系，也看到根据地军民之间的联系。他与朱德交谈时，感受到的不是军政场合里的拘谨，而是坦率和务实。朱德曾对他说：“抗战不是哪一支军队的私事，是全国人的事情。”
这类接触改变了卫立煌对八路军的看法。抗战期间，他曾向八路军提供弹药等物资，在国共合作框架下给予一定支援。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双方矛盾逐渐加深。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军权受到削弱；后来远征军作战需要，又重新被启用。
在中国远征军任内，卫立煌参与滇西反攻，部队经过苦战收复失地，并为打通中印公路创造条件。这段经历使他既有抗日将领的功绩，也背负着国共冲突时期的复杂政治记录。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不愿再看到大规模内战。1948年初，他奉命出任东北“剿总”司令，但对战局采取较为谨慎的守势，希望避免部队被轻率投入决战。蒋介石却多次遥控东北战事，双方意见冲突。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被撤职，成为失败责任的承担者之一。
离开东北后，他没有前往台湾，而是在家人陪同下辗转香港。抵达香港时，卫立煌暂时脱离了国民党内部的控制，却始终放不下合肥的母亲。合肥解放后，他写给朱德的那封信，正是这种复杂心境的集中体现。
卫立煌曾经走过弯路，也曾参与过对革命力量的军事行动，但他并非顽固到底的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向毛泽东、朱德发去贺电。此后，他仍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迟迟不敢回国。1955年，在周恩来作出明确保证后，卫立煌回到北京，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1959年，卫立煌病重。1960年1月17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那封写于1949年的求助信，留下的不是一段私人往事，而是一个旧军人在人生转折处，对亲情、责任与历史选择的真实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