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江西瑞金，毛泽东走进冯雪峰住处时，没有谈战事，也没有谈苏区工作，而是提出一个特别的约定：“今晚只谈鲁迅。”这场谈话留下的，不只是文人之间的趣闻，更折射出毛泽东对鲁迅的长期关注。
那时的毛泽东正处在政治上的低潮期。宁都会议后，他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受到影响，许多主张难以施展。冯雪峰刚从上海归来，熟悉鲁迅，也了解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情况，于是成了难得的谈话对象。
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见过面。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曾接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那段时间，鲁迅也在北京任职，后来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但两人的生活轨迹始终没有真正交会。
这个错过颇有意味。一个在北大图书馆整理书籍，思考中国的出路；一个在教育部任职、写作，用尖锐文字剖析国民性。两个人相距并不遥远，却直到鲁迅去世，也没有坐下来谈过一次话。
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主要来自作品和友人转述。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密切，曾向鲁迅谈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历，也读过毛泽东的诗词。鲁迅听完后，曾用“山大王”形容那种占山立足、以弱抗强的气势。
这句话听起来像调侃，实际却很准确。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力量有限，面对强敌，只能依靠地形、群众和坚定意志求生存。毛泽东听到这个评价后大笑，因为他自己也曾用“占山为王”作过自嘲。文人的锋利，碰上军人的坦荡，反而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联系并不止于诗文。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次年春，鲁迅与茅盾联名致信毛泽东，表达对红军事业的支持。鲁迅当时已重病在身，却仍在关注全国局势，关注这支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队伍。
冯雪峰后来回到上海，曾向鲁迅讲述红军的情况。鲁迅听后说，自己即使不能上前线，做一个“用笔的小兵”还是可以的。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他并不把写作看成书斋里的消遣，而是看成介入现实、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消息传到陕北后，毛泽东深感惋惜。同年11月，他在讲话中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并指出鲁迅的可贵，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敢于面对黑暗。
毛泽东后来多次阅读鲁迅作品。《狂人日记》《阿正传》《呐喊》《彷徨》，都曾出现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延安时期的书桌上，也常能看到鲁迅著作。对毛泽东而言，鲁迅不是一个只能供人纪念的文学名家，而是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辨别是非的思想者。
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鲁迅时说，如果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这句话不能只截取前半句理解。所谓“不敢写”，指的是任何作者都要面对现实条件；所谓“敢写”，则是说鲁迅在危险面前并不会轻易沉默。旧时代，写文章可能招致监禁甚至杀身之祸，他仍然坚持下笔。
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真正的写作并非逞强，更不是隔岸观火。鲁迅没有亲自去过中央苏区，因此很少凭空描写红军生活。他对没有调查的事情保持克制，恰恰体现了严谨。敢说，并不等于什么都说；敢写，也必须对文字负责。
毛泽东与鲁迅没有见面，却通过作品、朋友和时代彼此照见。一个用枪杆子开辟道路，一个用笔锋剖开沉疴。两种力量没有直接并肩，却在中国最艰难的年代，留下了相互理解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