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河从城市的西南方向流过来，绕过麻雀山，拐了一个弯，朝东南方向去了。河面上有几艘游船慢慢地走，船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河岸边的人行道上，偶尔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经过，也有遛狗的老人。这条河穿过整座城市，把莫斯科分成了两半。沿着河往西走，在一条安静的巷子深处，有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居民楼。楼下的门禁坏了很久，铁门虚掩着，谁都能推开。电梯很小，最多站三个人。到了五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后面，住着一个姓费多托夫的家族。
这个家族有一个秘密，藏了将近半个世纪。
费多托夫这个姓，是玛拉·费多托娃从娘家带回来的。1958年，她把它重新捡起来，安在了自己和两个孩子的身上。那一年，她的丈夫刘允斌已经回到了中国，留下她和两个孩子——六岁的索妮娅和四岁的阿廖沙——在莫斯科。从法律文件上看，费多托娃这个姓很干净，跟任何中国人都没有关系。阿廖沙在学校里的档案上，父亲一栏永远是空白。老师问起来，玛拉就说，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这话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没错。刘允斌确实已经不在了。只是那一年是1958年，他还活着，在北京，在包头，在那些不能对外人言说的地方。
玛拉很少跟孩子提起他们的父亲。她把客厅里所有跟刘允斌有关的照片都收进了抽屉，只留了一张。那张照片上，刘允斌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一棵白桦树下，微微笑着。玛拉把这张照片放在了柜子顶上，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她大概觉得，等他们长大了，自然会问。可等他们长大了，她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日子一天天地过，秘密就变成了沉默，沉默又变成了习惯。
阿廖沙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踩着凳子爬上柜子，够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他不认识，但他觉得那个人笑起来很温和，不像是坏人。他把照片拿给母亲看，问这是谁。玛拉看了很久，最后说，是一个远方的亲戚。然后她把照片放回了柜子顶上，再也没有拿下来过。
阿廖沙在莫斯科长大，跟所有苏联孩子一样上学、考试、考大学。他成绩好，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毕业之后考进了航空学院，学的是自动控制。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成为一名技术军官。他的工作是负责地面指挥中心跟太空中的航天员保持通话。他每天坐在屏幕前面，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那些声音来自几百公里高的轨道上。他处理过很多次紧急情况，也见证过很多次发射成功。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沉默、可靠、不惹事。没有人知道他有一个中国父亲，没有人知道他姓刘。
直到1987年秋天，一个中国女人敲开了他家的门。那个女人叫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刘允斌的妹妹。她跟阿廖沙的母亲玛拉年纪差不多，头发已经花白了。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旧信封。信封里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刘允斌年轻时候的样子。
刘爱琴告诉阿廖沙，他的父亲叫刘允斌，已经在1967年去世了。他的祖父叫刘少奇，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阿廖沙听到这些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说话。他的妻子冬妮娅站在旁边，握着他的手。玛拉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阿廖沙把那张照片拿了下来。他看着照片上那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说过的话。远方的亲戚。他终于知道这个远方有多远，也终于知道这个亲戚是谁。
从1987年到2003年，阿廖沙一直在申请去中国。他在航天指挥中心工作，属于涉密岗位，出境审批极其严格。他递了很多次申请，每一次都被驳回。理由都是一样的：涉及国家安全。他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跟北京的亲人联系。奶奶王光美给他写过很多信，信里问他的生活，问他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回信说，他在等，等有一天能拿到护照。
1998年，王光美托人带了一个牛皮纸袋到莫斯科。袋子里是五百美元和一封信。信很短，大意是说，孩子，回来看看吧，奶奶老了，怕等不了太久。阿廖沙把那个牛皮纸袋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一直没动。他每天上班下班，经过指挥中心门口那排白桦树的时候，会看一眼树梢。那些树跟他父亲照片上的那棵很像。
2003年春天，他的出境申请终于批了。那时候他已经从航天指挥中心退役，不再接触涉密信息。拿到护照的那天，他回家告诉冬妮娅，收拾东西，去北京。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阿廖沙透过舷窗往外看，看到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密密麻麻的楼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楼，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嘈杂的声音。
在北京，他见到了奶奶王光美。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坐在轮椅上，身体很瘦。阿廖沙走进房间的时候，老人伸出手，叫了一声辽辽。那是他的中国小名。他的父亲起的。除了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人这样叫过他了。他蹲下来，握住奶奶的手，眼泪掉了下来。
在北京待了几天之后，阿廖沙去了湖南。那是他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祖父的故乡。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再坐汽车到宁乡，最后到了花明楼炭子冲。那是一个普通的湖南乡村，有稻田，有池塘，有青瓦白墙的老房子。刘少奇故居就在村子的中间，是一栋典型的湘中民居。阿廖沙走进去，看到堂屋里挂着祖父的画像，画像下面是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个青花瓷的茶杯。
他在故居里走了一圈，看到了父亲小时候睡过的那张木床。床板很硬，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草垫。床头有一个小木柜，柜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阿廖沙伸手摸了一下床沿，木头很旧了，摸上去很光滑。他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出去。
也就是在那几年，他的女儿刘丽达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学中文。
刘丽达是阿廖沙和冬妮娅的女儿，1982年出生在莫斯科。她的俄文名字叫玛加丽塔，中文名字是父亲起的。丽达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上的是一所普通学校。她跟所有俄罗斯女孩一样，喜欢看芭蕾舞，喜欢吃冰淇淋，夏天的时候跟着父母去黑海边度假。她对自己的中国血统知道得不多。父亲很少提，母亲更不了解。她只知道家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站在一棵白桦树下。
2003年，父亲从中国回来之后，家里的气氛变了。父亲开始学中文，虽然学得不太好，但每天都在练。他把家里的一些东西贴上了中文标签——桌子、椅子、窗户、门。丽达那时候已经在莫斯科大学读地质专业，对父亲的行为不太理解。她问父亲，为什么突然要学中文。父亲说，你去了中国就知道了。
2007年，丽达大学毕业。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去中国，学中文。她申请了暨南大学，地点在广州。她选择广州，是因为听说那里的气候比北京暖和，冬天不用穿很厚的衣服。她那时候只会说三个词：你好，谢谢，再见。到了广州之后，她发现事情比她想象的要难得多。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她完全听不懂，只能把黑板上的字一个一个抄下来，回去查字典。她在宿舍的墙上贴满了汉字卡片，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默写。她不敢跟中国同学说话，因为一开口就错，错了就脸红。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建立起信心。
一年之后，她的汉语已经可以应付日常对话。两年之后，她开始用汉语写日记。她的发音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卷舌音不太准，但语调很好听。她的同学们都说，听她说话像听外国人唱歌。
也就在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需要一名俄语主持人。丽达报了名。面试的时候，她用俄语播了一段新闻，又用汉语回答了评委的提问。评委问她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她说她想让中国的观众听到俄语的声音，也想让俄罗斯的观众了解中国的变化。她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汉语，语法不完全正确，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评委们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丽达进了央视。她的工作是主持《今日亚洲》节目里的俄语部分。她负责把中国的新闻翻译成俄语，然后用播报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最初的几次出镜，她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导播在耳机里喊倒计时，三、二、一，她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头微笑，开口说话。她的俄语很流利，那是她的母语，不需要准备。汉语部分就需要提前反复练习，有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发音。
她的面孔是典型的俄罗斯面孔，金发碧眼，颧骨高，鼻梁挺直。观众看到一个外国人在央视用流利的俄语和带着口音的汉语播报新闻，觉得很新鲜。有人在网上评论说，这个俄罗斯姑娘中文说得不错。也有人说，她是刘少奇的曾孙女。这个说法一开始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但丽达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自己的家世。她觉得那是她祖父和她父亲的事情，跟她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关系。
她在央视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有人说她是为了回俄罗斯照顾家人，也有人说是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做经贸方面的工作。离开央视之后，她回到了莫斯科，进入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先做第一副主席，后来做了联席主席。她的父亲阿廖沙也在广州创办了这个联合会的中国代表处，定居在珠江新城。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刘少奇的油画肖像。那是一幅临摹作品，画得不算特别好，但面容很清晰。
阿廖沙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他珍藏的几件东西。一张1960年在莫斯科跟刘少奇的合影，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一封刘允斌从包头寄往莫斯科的信，信封上的邮票还在，邮戳模糊了，但能看出日期。一枚20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刘允斌追授的纪念奖章，上面刻着“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字样。这几件东西放在一起，像是一个家族的编年史，也像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阿廖沙很少主动跟人提起这些。来访的客人问起墙上那幅画，他会平静地说，那是我祖父。然后接着说，中国是爸爸，俄罗斯是妈妈。这句话是他总结出来的，说得多了，就成了一句口头禅。有人听了觉得意味深长，有人听了觉得就是一句家常话。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这样说最贴切。
刘丽达现在也住在莫斯科。她每年往返于中俄之间，参加各种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活动。她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了，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几乎不需要翻译。2018年，她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出席了一场关于刘少奇的图片展，并在开幕式上用中文致辞。她说，作为刘少奇的曾孙女，她感到荣耀，也感到责任。这话听起来像是套话，但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人觉得是套话。
她在莫斯科的家里，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刘少奇的照片。照片下方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从北京到莫斯科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线。那是她小时候用铅笔画上去的，铅笔的痕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线还在。她每年从这条线上飞来飞去，有时候坐飞机，有时候坐火车。飞机要飞八个多小时，火车要跑六天六夜。她试过坐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乌拉尔山，穿过贝加尔湖，穿过满洲里，最后到北京。那趟旅程很长，长到她有足够的时间想很多事情。她想她的父亲，想她的祖父，想那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曾祖父。
她有时候会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是爸爸，俄罗斯是妈妈。她小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觉得这就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长大了以后才慢慢明白，这句话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选择，不是站队，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个家族在历史的洪流里被冲散之后，慢慢地在两岸重新扎下了根。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哪一边都放不下，哪一边也舍不得。
阿廖沙后来加入了俄罗斯国籍。这件事在2003年他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是后来的事。他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了莫斯科，继续在航天领域做一些咨询工作。他没有改姓，他的身份证上还是费多托夫。但他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刘丽达。这个姓，从他的父亲刘允斌那里来，绕过了半个多世纪，落在了他女儿的身上。
刘丽达有时候会跟朋友说起自己的家族。她说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但她没有见过他。她的祖父她也没有见过，只在照片上看到过。她的父亲她见得到，但父亲很少提那些过去的事。她觉得这个家族的故事像一条河，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流过很多地方，最后在莫斯科这里拐了一个弯。她不知道这条河会流向哪里，也不知道还会流多久。但河还在流，水还在走，这就够了。
莫斯科的冬天又来了。雪落在麻雀山的观景台上，落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落在那些灰色居民楼的屋顶上。刘丽达从家里出来，踩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她要去附近的地铁站，坐车去联合会办公室。今天有一家中国企业的代表团要来谈合作，她需要提前准备一下材料。她走得不快，呼出的白气在面前散开，又很快消失了。路过那棵白桦树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那棵树很大了，树干上有一些黑色的疤节，像一只只眼睛。她想起父亲照片上的那棵白桦树，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地铁站就在前面，入口的灯亮着，有人进进出出。她走进去，融进了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