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北京，李井泉逝世后，家属反复商量，最终给邓小平写去一封信。他们没有为老人争功，也没有回避四川困难时期的粮食调运，只希望中央能够还原事实，给李井泉一个公正评价。
邓小平看过来信，批下五个字：“主席有定论。”
这五个字分量很重。因为毛泽东生前曾评价李井泉品行优良、信仰坚定、能力突出。对这位长期承担重任、晚年却很少为自己辩解的老干部来说，毛泽东的判断，正是最重要的历史依据。
李井泉1909年出生于江西临川，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原本，他有机会成为一名教师。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他逐渐认识到，单凭课堂上的知识，很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实。1927年，他加入共青团，参加南昌起义余部的活动，后来在广东一带坚持斗争，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
有文化，能办事，也能做思想工作。进入苏区后，他曾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系统工作，受到毛泽东注意。毛泽东认为，这个年轻人不仅文字能力强，关键是立场稳、头脑清楚，不能只放在机关里，于是让他到部队中经受锻炼。
从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到红三十五军、红二十一军政委，李井泉逐步成长为一名重要政治干部。他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经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重大行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随部队转战川康，后来又转入红二方面军，最终抵达陕北。
这样的经历并不多见。
三大主力红军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也让他熟悉不同部队的作风与困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贺龙身边工作，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八五旅政委，参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晋绥野战军政委，和贺龙一起抓粮食、办兵工、搞生产，为前线提供保障。
贺龙负责军事指挥，李井泉更多承担组织、动员和后方建设。战场上的胜负，往往不只取决于冲锋陷阵，粮食能不能送到、伤员能不能安置、弹药能不能补充，同样决定部队能走多远。
按这样的资历，李井泉完全具备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但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已经转到地方工作。那一时期，许多离开军队系统的老同志没有参加授衔，这既是制度安排，也有干部主动服从全局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把李井泉调往西南。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等职务，接连落在他肩上。四川地大物丰，却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恢复生产并非一句“天府之国”就能解决。
他推动修复都江堰，重视水利，也关心铁路和工业建设。四川很快成为重要粮食供应区，但这份“富庶”也意味着更重的调粮任务。全国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粮食紧张，四川被要求承担外调责任。
问题在于，丰收并不等于可以无限支出。1959年以后，四川粮食库存明显下降。1960年，省内已经出现困难，李井泉曾向上级反映情况，希望减少外调。然而当时不少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四川仍被要求顾全整体。
据有关材料，数年间四川外调粮食数量很大。李井泉夹在中央要求与地方承受能力之间，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次有人来电催粮，他终于按捺不住，说：“你们困难，你们有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啊！”
这句牢骚后来被别有用心地利用，被说成他要在四川搞“独立王国”。政治风暴来临后，李井泉受到冲击，家人也遭遇不幸。1967年，他的二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期间被殴打，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同年，他的妻子肖里被错误关押，1969年4月含冤离世。
1973年恢复工作后，周恩来曾要求对有关案件严肃追查。李井泉却表示，不愿再追究，以免更多人受到牵连。1977年，相关人员被查明，组织准备依法处理，他仍然请求到此为止。
这不是没有怨恨，而是把私人痛苦压了下去。
进入晚年，面对四川调粮问题引发的议论，李井泉很少解释。长子劝他写回忆录，说明当年的来龙去脉，他始终没有答应，还告诫家人不要替他写。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不起四川人民。”
正因如此，家属才在他去世后致信邓小平，希望评价不被片面声音左右。邓小平的批示没有展开长篇说明，却以“主席有定论”回应了这份请求。
后来刊载的李井泉生平评价中，明确提到他为西南建设呕心沥血，工作中有失误能够承担责任，为人正直，顾全大局。对于一个至死不写回忆录、也不替自己争辩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历史留下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