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福建沿海一处警戒阵地，几次异常动静接连暴露出同一个问题：部队并非没有部署，官兵也并非没有警惕，可真正遇到情况时，还是出现了漏洞。后来罗瑞卿到福州军区检查工作，批评的正是这类看似细小、实则关系军队威信的失误。
事情要从福建所处的特殊位置说起。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海峡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福建沿海既要防范海上袭扰，也要应对小股武装人员偷登、破坏和侦察。这里没有所谓的“太平日子”，一处哨位、一段海岸、一次通信，都可能牵动全局。
韩先楚对这种形势并不陌生。1953年从朝鲜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南军区、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任职。1957年9月27日，中央军委任命他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并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对一个久经战阵的将领而言，这不是换一个工作地点，而是承担一条重要战线的整体责任。
韩先楚身体一直不算好，却不愿把自己放在后方。到福州任职前，他曾主动找彭德怀谈话，希望到任务更重的地方去。彭德怀原本考虑让他继续休养，韩先楚却说：“让我闲着，心里不踏实。”这句话不在于逞强，而在于他清楚福建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员。
到任后，他把海军、空军、陆军之间的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同时反复强调通信和情报。韩先楚认为，前线指挥不能只靠勇敢，必须做到耳目灵通、调度迅速。各级指挥所要保持与军区机关、地方党政部门以及海空力量的联系，师以下部队也不能成为信息断点。
他还要求机关减少空转，把工作重心放到连队和哨所。通信线路是否畅通，值班制度是否落实，基层伙食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琐事”。有意思的是，越是细节，他越愿意亲自追问，因为战斗力往往不是在口号里形成的，而是在一项项制度和一次次值守中积累起来的。
1962年，广东沿海曾发生敌方小股武装偷登后被歼的情况，总参谋部随即提醒福建方面加强戒备。福州军区也召开会议，部署军民联防和反袭扰工作。但会议精神传下去，并不等于每个环节都真正落实，问题恰恰出在“部署已经完成”的错觉上。
随后发生的三次情况，暴露了准备工作的松散。第一次，部队没有及时掌握敌情，警戒出现空隙，对方趁夜摸上岸，留下标记后撤走。第二次，虽然得到了情报，却因指挥配合不当再次让对方脱身。第三次，官兵已经提高警惕，却因过度紧张提前开枪，既未有效打击目标，还造成自己人受伤。
三次事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却说明部队在敌情判断、临机指挥和射击纪律上都存在缺口。对军队来说，失误不能只看伤亡数字。若小问题反复出现，基层官兵会形成习惯，敌人则可能从习惯中找到突破口。
罗瑞卿到福州军区视察时，专门了解了这些情况。面对军区领导，他没有绕弯子，严肃指出：“这是打的什么仗？有损我军威信。”话说得重，是因为军队执行任务代表国家形象，哨位上的一次失守，影响的不只是一个班、一个连。
韩先楚没有解释，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基层。他当场表示：“军事工作出了问题，我这个军区司令员负有责任。”这句表态分量很重。作为军区主要领导，他当然知道具体失误未必由自己直接造成，但组织指挥体系出了漏洞，最高负责者就不能只追究下面的人。
罗瑞卿离开后，韩先楚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复盘。他没有停留在检讨层面，而是带着作战、情报等部门人员到厦门、安海等地，找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哪里情报传递慢，哪里联防衔接差，哪里哨位设置不合理，都重新核对。
经过现场调查，军区调整了警戒、情报、联络和军民协同办法，把过去停留在会议上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岗位。官兵不仅要知道“要防什么”，还要明白“谁来防、怎样报、何时处置”。这类改进看起来不轰轰烈烈，却比泛泛而谈更能堵住漏洞。
到1963年底，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福州军区的反袭扰工作，肯定了他们的整改成效，并说明那些经验主要是福州军区自己总结出来的。批评没有变成包袱，反而推动了制度完善，这正是一次军队内部检查应有的结果。
韩先楚后来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仍把基层和边防作为工作重点。他曾钻进河西走廊部队的地窝子，与官兵共同生活数日，了解严寒、风沙和物资保障带来的实际困难。对他而言，司令员的责任并不止于地图上的部署，也包括让最前沿的战士能够按要求站稳岗位、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