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宋任穷与万毅奉命留下参加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已经成为会议风向突变的关键。几天前，三人还围绕国防工业和经济工作坐在一起交换意见，气氛并不紧张。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平静交谈。
那年夏天，宋任穷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分管原子能工业。就在庐山会议进行之时，苏联方面突然中止有关核工业的技术援助，撤走专家，停止提供部分重要资料。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部门受到影响，而是整个国防科技计划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压力。
宋任穷得知消息后，认为必须尽快向中央汇报。但原子能工业涉及大量技术数据，单靠行政负责人很难把情况讲完整。他于是找到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希望对方一同上山。万毅起初有些犹豫，说：“聂帅也在山上，您去汇报就可以了。”
宋任穷没有同意。他清楚，万毅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单凭概括性的报告，容易让中央对困难程度判断不足。几番商量之后，万毅还是随他前往庐山。7月15日，两人抵达后，先去见了彭德怀。
这次会面时间不长，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彭德怀在7月14日已经写信给毛泽东，谈到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谈话自然转到了这封信。万毅对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也有看法，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说法，不能代替实事求是。”
彭德怀当时并不知道，会议气氛即将发生根本变化。7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信印发给与会人员讨论。原本围绕经济工作的分析，逐渐转向对彭德怀个人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审视。讨论范围扩大，措辞也越来越严厉。
宋任穷参加了小组发言，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这里面有当时的会议氛围，也有他自身认识上的局限。那一阶段，不少干部仍受“左”的思想影响，面对不同意见，往往先作政治判断，再分析事实本身。宋任穷后来承认，自己的发言并不客观，说明认识片面，觉悟也不够。
万毅的态度却不同。他没有简单替彭德怀辩护，而是把信中的合理内容与表达上的不足区分开来。他说：“提出问题的精神是好的，是出于负责。个别地方说得简单，但基本意见可以讨论，也有道理。”
这番话在当时并不讨巧。庐山会议随后作出错误判断，彭德怀被认定为所谓“反党集团”成员，万毅也受到严厉处理，职务被撤，只保留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宋任穷因为参加了批评发言，暂时没有受到同样冲击。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宋任穷重新思考这件事的，并不是庐山上的争论，而是下山后的一次探望。那时邓小平因腿部受伤住在北京医院，无法参加庐山会议。一条腿打着石膏，悬在床架上，行动很不方便。
宋任穷向邓小平讲起会议上的情况，也谈到自己批评彭德怀的发言。邓小平听完后，没有顺着当时的强硬口径说下去，而是提醒道：“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有很大的功劳。”
他接着表示，不论彭德怀有什么错误，这些历史功劳都应当充分肯定。话不长，分量却很重。因为在批评调门不断升高之际，能够把功劳与错误分开谈，本身就意味着保持了必要的历史判断。
邓小平当时没有上庐山，反而避开了现场不断升级的情绪。这种“旁观”并不等于置身事外，恰恰使他能够从彭德怀一生的经历出发，看到问题不能被一封信全部覆盖。彭德怀的信是否措辞妥当，可以讨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功勋，却不能因此抹去。
多年以后，宋任穷没有回避自己在这场会议中的责任。他在回忆中承认，自己当时认识片面，应当作自我批评。这种承认并不能改变已经造成的后果，却说明他后来对那场风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1980年4月，邓小平再次谈到庐山会议，明确指出，1959年上半年原本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前期也主要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写信向政治局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党内意见表达。至于后来对他的处理，邓小平直言“完全错误”。
历史中的关键，往往不只在谁说了什么，也在于一个人能否在强烈的集体情绪中保留独立判断。宋任穷在庐山的发言，留下的是一次教训；邓小平在医院里的几句话，则保住了评价彭德怀时不可缺少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