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债、搞钱，这可能是未来三十年最重要的两件事。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当下经济最清醒的概括。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在地方、企业和居民的头上；收入像一条细流，在分配结构中越来越瘦。不化债，经济会被利息拖死；不搞钱，增长会失去动力。
债务和收入，一个出、一个进，中间夹着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先看债务这座山，到底有多重。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2025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非金融部门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达到302.4%，创下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全社会的债务总额，是GDP的三倍多。
拆开来看，三个部门的情况截然不同：
地方部门的债务，在快速膨胀。
截至2024年末，我国全口径债务总额为92.6万亿元，负债率为68.7%。其中法定债务余额占GDP的60.9%，纳入地方隐性债务后全口径负债率为68.7%。虽然相比美国的123.9%和日本超过250%的负债率，我国的债务仍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但增速令人担忧。
从2021年末至2026年7月，地方部门（含国债和地方债）负债年均增长14.7%，是增速最快的部门。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隐性债务的真实规模仍然是个谜。城投债、地方购买服务、PPP项目、产业基金……这些或明或暗的债务加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的答案。
2024年推出的化债政策，包括增加6万亿元地方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但置换只是改变债务的形式，并没有减少债务的总量。借新还旧，本质上是在争取时间，而不是解决问题。
居民部门的债务，在连续收缩。
2026年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7.7%，较一季度的59.0%下降1.3个百分点。自2024年二季度以来，居民部门持续去杠杆。其中，居民房贷同比下降3.7%，自2023年二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
社科院报告特别指出，“零贷款购房成为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居民不仅不借钱了，还在拼命还钱。
提前还贷、缩减消费、减少投资——这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防御。当人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时，自然会压缩负债、增加储蓄。居民去杠杆，表面上是好事，但背后反映的是信心缺失和需求萎缩。
企业部门的债务，在结构性分化。
从2021年末至2026年7月，民营企业负债年均增长4.9%，国有企业负债年均增长13.7%。A股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杠杆率从2021年的约18.6%降至2026年6月的14.7%；国有企业则从约26%提高到30.9%。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金融资源正在从民企流向国企，从实体经济流向地方投资。
民营企业在去杠杆、收缩投资、裁员降薪。国有企业在加杠杆、扩大投资、承接项目。这种结构性错配，意味着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在减弱，而行政化和垄断化的趋势在增强。
2026年1-4月，民间投资增速为-5.2%，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为2.5%。民营企业不投了，国企在替他们投。但这个“替”，能持续多久？
再看收入这条河，到底有多细。
如果说债务是“出”，收入就是“进”。进得太少，出得太多，时间久了，池子就会干涸。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4万元，比上年增长5.0%，与GDP增速相当。但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速，而在分配比例。
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25年仅为43.5%，显著低于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 换句话说，国家创造的经济总量中，真正落到老百姓口袋里的部分，不到一半。这一比例比OECD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3.47万元——这意味着一半人口的月收入不足3000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65，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蛋糕在做大，但分到普通人盘子里的那一块，没有按比例变大。
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速仅1.6%，占居民收入比重从2020年的8.7%降至8.0%，多地甚至出现负增长。靠财产性收入（房租、利息、股息）致富的路径，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越来越窄。
更深层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的果实大量流向了企业部门和地方主导的投资领域，而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由于地方和国有企业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端，金融资本向它们进一步倾斜，无法解决需求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从2021年到2026年7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442.12万亿元增至463.27万亿元，新增逾20万亿元。但这20万亿元的分布极不均衡：国有企业贷款和债券存量增加约19万亿元，是绝对主力。
钱流向了投资和基建，但没有流向消费和民生。这就是为什么，天量社融带不动消费——因为钱没有进入普通居民的口袋。
历史告诉我们：不化债，就是慢性自杀；不搞钱，就是坐吃山空。
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时，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60%。为了挽救经济，日本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财政刺激：基建、减税、补贴、量化宽松……结果是，债务一路飙升至超过250%，经济却始终在通缩和停滞中徘徊。
日本央行将利率降至零，甚至负利率，印钞机开足马力，但通货膨胀始终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企业和居民在去杠杆、在还钱、在存钱，日本的货币刺激被私人部门的收缩完全抵消。
日本用三十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化债不能只靠印钞和举债，必须同时提高收入、激活需求。
拉美也是一样。
1980年代，拉美国家大量举债发展经济。当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时，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急剧加重，货币崩盘，通胀失控，经济倒退十年。巴西的GDP在1980年代几乎零增长，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至今仍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拉美用十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债务一旦失控，就会摧毁一代人的财富。
1929年大萧条，美国GDP暴跌。但罗斯福新政不只是扩大美国支出，更重要的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中产阶级。
二战后，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住房政策、教育投入，培养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些人有稳定的收入、有消费能力、有投资意愿，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最坚实的基础。
美国用二十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化债和搞钱必须同步进行，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那么，出路在哪里？
第一，化债要“真化”，不能“假化”。
当前的化债政策，主要是债务置换——用低息的新债替换高息的旧债，用长期债替换短期债。这降低了利息负担，但并没有减少债务本金。
真正的化债，需要三个动作：一是严格控制新增债务，特别是地方和国有企业的无效投资；二是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胀消化部分债务；三是对实在无力偿还的债务，进行有序的重组和核销。
这需要时间，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如果不从今天开始，明天只会更难。
第二，搞钱要“真搞”。
"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人。
具体而言：
提高劳动报酬。 劳动者收入占比太低，企业利润占比太高。需要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最低工资调整、劳动权益保障等制度，让劳动者能够分享技术进步和企业增长的收益。
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速仅1.6%，说明靠工资之外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让老百姓能够通过理财、投资获得合理回报。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减少低效基建投资，增加民生保障支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这些才是真正的“搞钱”，因为它们提高了人力资本、降低了生活成本、释放了消费潜力。
激活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是就业和创新的主力军。需要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改善融资环境、保护产权和契约，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敢创新、敢招人。
第三，化债和搞钱要同步，不能割裂。
如果只化债不搞钱，经济会陷入通缩和停滞。日本的教训就在眼前。
如果只搞钱不化债，债务会继续膨胀，最终拖垮财政和金融体系。拉美的教训就在眼前。
化债是为了争取时间，搞钱是为了赢得未来。 两者必须同步推进，缺一不可。
2026年的我们，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债务总量超过GDP的三倍，居民收入占比不到GDP的一半，民企投资负增长，居民消费意愿低迷。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一朝一夕解决。
未来三十年，经济的核心任务，就是两件事：化掉历史的债务包袱，搞出未来的收入增长。
这不是轻松的任务。化债需要承受痛苦，搞钱需要深化变革。只有把这两件事做好，我们才能够更迈上一个台阶，进入更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end.
数据来源：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宏观杠杆率302.4%、居民杠杆率57.7%）
- 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部：基于Wind、CEIC数据的部门杠杆率测算（2021-2026年7月）
- 统计局：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4万元、基尼系数0.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