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账本上没多少余钱。
那年春天的外汇储备，掰着手指头算，也就十几亿美元。全国上下勒着裤腰带过日子，城里工人一个月挣三四十块，乡下农民一年到头分红能拿到百来块就算好年景。粮票、布票、油票、肉票，什么都要票，什么都是紧巴巴的。
可就是在这样的家底上，中国往外掏钱的手，一直没停过。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二十多年间，一笔一笔的款子、一船一船的物资，从中国流向三个地方。掏得最久、给得最多的，是欧洲那个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国。
阿尔巴尼亚。
那地方在山鹰之国，巴尔干半岛的西南角，国土面积不到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跟今天中国一个中等县城差不多。但就是这么个小国，从中国拿走的援助，换算成人民币，超过一百亿。
一百亿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中国人口将近十亿，摊到每个人头上，是十块钱。听着不多，可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十块钱就是小半个月的饭钱。而阿尔巴尼亚只有两百万人，同样一笔钱摊到他们头上，每人五千块。
五千块，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攒十几年才能攒下来。
钱给了，东西也给了。
水泥是最典型的。阿尔巴尼亚从中国拿到太多的水泥，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全国上下开始修地堡，从亚得里亚海边的沙滩，到内陆山区的隘口，从城市街角到田野中央，一座一座，圆的方的，大的小的，密密麻麻地冒出来。
后来有人统计过，阿尔巴尼亚全境地堡数量超过十七万座。十七万座，两百万人口，平均十几个人就摊上一座。
除了地堡，还有纪念碑。全国修了一万多座，用的还是中国水泥。两百万人，一万多座碑，不到两百人就有一座。那些碑立在广场上、山坡上、村口路边，刻着各种名字和日期，记录着各种值得纪念或不值得纪念的事。
水泥是中国的，钢筋是中国的，连砌碑的工人，有些都是中国派过去的技术人员。
阿尔巴尼亚当时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像弟弟向哥哥伸手一样。这话说得顺口，要得也顺口。有一回，中方一位管钱的高级官员问对方，拿了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根本没考虑过还的问题。
这句话后来在内部传开了。传开之后，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钱给出去了，货拉走了，账本上连一笔待还的数目都没落下。这不是借钱，这是送钱。送得久了，拿钱的那一方就觉得这钱本来就该来，来得不够快是中方的问题，来得不够多是中方的过错。
一个国家被别人喂成这样，再想让它自己站起来走路，难了。
北边还有朝鲜。
朝鲜和中国隔着鸭绿江，山水相连。五十年代初那场战争，中国志愿军把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为了那场战争，中国花掉的硬通货，按当时的美元计算，是一百亿。那时候中国人口四亿五千万，平均每个人承担二十多美元。
二十多美元，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能压垮一户人家。
这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口粮里抠出来的，是从布票里省出来的，是从本该拿去修铁路、建工厂、办学校的家底里挤出来的。
战争打完了，援助没停。粮食、布匹、机器、油料，一样一样过江。朝鲜北部的工厂，很多是中国帮着建的。朝鲜北部的铁路，很多是中国帮着修的。朝鲜北部的农田，很多是中国帮着开的。
平壤街头那些气势恢宏的建筑，有不少是中国资金和中国材料堆起来的。
其中就包括那尊铜像。
金日成铜像，立在平壤市中心，高七十尺，通体金光闪闪。铜像的基座是花岗岩的，台阶宽阔，周围种着松柏。白天太阳一照，整座铜像亮得晃眼，站在平壤任何一个开阔的地方，抬头都能看见。
那身金光，是用黄金贴出来的。
贴了多少黄金，花了多少钱，没有人公开算过这笔账。但一九七八年秋天，中国有一位老人站在那座铜像下面，抬头看了很久。
他就是邓小平。
他问身边的人，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黄金贴起来。
旁边没有人接话。
朝方陪同的人员也没有接话。
他问完这句，没再往下说。但意思已经摆在那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援外的事心里有账。他早就觉得，中国的钱不能这么花。块头大不等于可以随便把钱扔出去。块头再大，也经不起这么个扔法。
那次访问朝鲜，行程安排得很满。朝方把参观金日成铜像放在显要位置，铜像通体金光，在平壤的日光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他站在下面，问的却是黄金的价钱。
更让朝方没有想到的是，访问期间，朝方再次提出了援助请求。
这位老人当场拒绝了。
拒绝的场合，不在谈判桌上。就在那尊铜像跟前。他先问花了多少黄金，再拒绝给钱。两件事挨在一起，意思已经很明白。
从朝鲜回来之后，对朝鲜的大规模援助开始收缩。
南边还有越南。
为了抗美援越，中国对越方的要求几乎是无条件满足。那几年，中国花掉的外汇，按当时美元计算，是两百亿。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偿援助。
两百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年的教育经费支出。
十年教育经费，换来的物资清单是这样的：三亿多匹布，三万多辆汽车，五百多万吨粮食，两百多万吨汽油，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
布是给人穿的，车是给人开的，粮是给人吃的，油管是铺在越南土地上的。这些东西从中国的仓库、工厂、码头，一船一车地运过去。
有些物资，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先紧着越南。
后来美国被从越南赶走了。赶走美国之后，越南调转枪口，把中国视作了敌人。边境上摩擦不断，华侨被驱逐，领土被蚕食。到了一九七九年，中越之间不得不打了一仗。
仗打完了，越南到今天对中国仍然充满敌意。
同志加兄弟，走到兵戎相见，中间隔着的就是那两百亿美元和那一长串物资清单。
三笔援助，三个方向。阿尔巴尼亚拿着中国的水泥修地堡、修纪念碑，回头继续伸手。朝鲜拿着中国的钱物，把铜像贴得金光闪闪。越南拿着中国的布匹粮食汽车，调转枪口对准北边。
钱花出去了，朋友没交下来，敌人倒养出一个。
一九七八年，是个分水岭。
那一年，中国决定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那一年，访问朝鲜之后，对朝鲜的大规模援助也结束了。第二年，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打响，对越南的援助自然也就停了。
三笔援助，三个方向，都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收了尾。
这不是一时的脾气，是把账重新算了一遍。
过去的算法是：只要对方开口，只要名义上是朋友，钱就该给。新的算法是：中国的钱是中国的钱，不是别人的钱。特别是不再以培养朋友的名义挥霍自己的钱。
这些钱被转回来，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
再加上改革开放从一九七八年底起步，中国的经济路子换了方向，国家的钱袋子一点点捂紧，也一点点鼓起来。
捂紧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自己过得不宽裕，却把一百多亿给了阿尔巴尼亚，把一百亿美元花在了抗美援朝，把两百亿美元花在了抗美援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代中国人的口粮、布票和税款。
那些年，中国的农民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自己吃红薯和杂粮。那些年，中国的工人加班加点，拿的是微薄的工资。那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简陋的条件下搞研究，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所有的这些，本来可以用来修更多的路，建更多的厂，办更多的学校。本来可以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稍微松快一点。
但钱去了阿尔巴尼亚的水泥地堡里，去了朝鲜铜像的金箔里，去了越南的物资清单里。
一九七八年之后，这一切开始改变。
那位老人站在平壤铜像下面的那个问题，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不是一句简单的问话，那是一笔算了二十多年的账，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从那时起，中国的钱开始有了新的流向。
流向深圳的工地，流向上海的工厂，流向农村的田埂，流向城市的学校。流向了这个国家自己身上。
那些曾经被无偿送出去的钱，变成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条条贯通南北的铁路，一所所书声琅琅的学校，一家家机器轰鸣的工厂。
中国的钱袋子，从此捂在了自己手里。
而平壤街头那尊七十尺高的铜像，依然金光闪闪。只是从那一年之后，贴金箔的钱，得由他们自己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