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北京车站，王鹤滨已经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站台上人声嘈杂，车厢里坐着一百多名赴苏学习的学生。就在列车即将启程时，一名便衣工作人员匆匆赶来，带来了毛泽东要见他的消息。
王鹤滨没有立刻下车。他是这批学生的带队负责人，许多人第一次出国，沿途事务都要由他照料。工作人员催得很急，他却反复说明情况。列车若开走，自己可以另行赶赴苏联，但这一百多名学生怎么办？
这件事看似耽搁，背后却牵着一段特殊的工作关系。王鹤滨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既熟悉领袖的生活习惯，也清楚身边工作人员的职责边界。他为人直率，遇到医学问题坚持专业判断，不愿因为对方身份而改变原则。
这种性格，在一般工作中是优点，放在中南海的日常环境里，却难免带来摩擦。
王鹤滨早年学医，抗战时期便参加革命医疗工作。1949年以后，他被调到中南海，承担毛泽东的保健工作。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项制度还在逐步建立，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既关系个人健康，也关系繁重的政务安排，医生所承担的责任相当重。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并不只是上下级式的要求。他常常询问医生的意见，也允许对方当面提出不同看法。王鹤滨受到这种工作作风影响，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该坚持时坚持，发现错误就改，不把个人情面带进医疗判断。
问题出在他与江青的相处上。
据王鹤滨回忆，江青有时会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出具体要求，许多人考虑到她的身份，往往选择迁就。王鹤滨却认为，保健工作必须按实际情况处理，不能只看谁提出意见。几次意见不合之后，两人的关系逐渐紧张。
江青曾评价王鹤滨是“不听话的医生”。这句话虽然带有个人情绪，却也从侧面说明双方冲突的核心：一个更重视服从和安排，一个更看重医生的专业判断。
王鹤滨并不愿把矛盾直接告诉毛泽东。他知道两人是夫妻，自己若过多诉说，容易使工作关系变成家庭矛盾。于是，他选择离开，想到苏联继续学习，既提升医学水平，也避免长期处在尴尬位置。
他先后几次提出离职学习。毛泽东起初并不同意，直到王鹤滨态度十分坚决，才同意他参加留苏学习。临行前，两人在紫云轩谈话。王鹤滨说，想从基础学起，计划用六年时间完成系统训练。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时间太长了，我需要你呀！”
王鹤滨听出这句话中的挽留，马上改口表示可以报考研究生，把学习时间缩短为三年。毛泽东没有再多说，只是默默抽烟。对这位长期照料自己身体的医生，他确实有信任，也有不舍。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托王鹤滨办了一件事。他把一封信交给王鹤滨，请他找到留苏预备班的学生陈文新。陈文新是革命烈士后代，曾写信希望见毛泽东。王鹤滨找到她后，将她带到紫云轩，毛泽东专门接见并询问她的学习情况，临别时还让两人合影。
这件小事很有分量。王鹤滨虽然要离开岗位，但在毛泽东那里，他仍是可以托付事情的老同志，而不是一名普通过客。
列车开动前，毛泽东再次派人寻找王鹤滨，显然还有话要谈。遗憾的是，王鹤滨考虑到带队责任，没有及时离开列车。等那名工作人员返回时，铁路线路又因大雨受损，列车很快改道出发。
后来，王鹤滨收到毛泽东的信，心里的不安才稍稍减轻。多年后，他从苏联回国，在1956年夏天到北戴河看望毛泽东。那次重逢已经相隔两年，地点也从中南海换成了海滨住处。
当晚已过午夜，王鹤滨才抵达院子。毛泽东听到动静，推门出来，一眼认出他，笑着说：“哎呀，这是谁来了啊！”
江青随后出现，问起王鹤滨是否收到他们的信。几句寒暄之后，毛泽东询问他的生活安排，还叮嘱他在北戴河多住些日子，下海游泳。第二天，王鹤滨果然看到毛泽东在海水中游泳，动作舒展，精神状态不错。
这次相见，没有再谈当年的争执，也没有追问谁是谁非。王鹤滨最终没有回到毛泽东身边，而是到山西太原的医院工作。两人的联系因此减少，但那句“我需要你呀”，一直留在这段经历里，既是对医生能力的认可，也是一位长期共事者临别时的真实挽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