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来自西藏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她原本对“民主改革”心存疑虑，毛主席却没有谈空泛的大道理，只问她多大年纪、寺院在什么地方，随后说：“不要怕民主改革，党和国家保证你们的生活不会低于现有水平。”
这句话之所以让她记得深，不只因为说话的人是毛主席，更因为她此前已经亲眼见过解放军。那些士兵来到桑顶寺附近，没有强取粮草，也没有惊扰百姓，买马草、柴火都照价付钱，有时还比市价多给一些。传闻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桑顶·多吉帕姆1942年出生于尼木县。她五岁时被认定为活佛，七八岁举行坐床典礼。那时的她年纪尚小，长期生活在寺院，对外部世界了解有限，许多判断来自身边人的讲述。
解放军进藏前后，社会上流传着“共产党要毁掉寺院”“要杀喇嘛和活佛”等说法。对一个生活在寺院中的孩子而言，这些话足以造成恐惧。桑顶·多吉帕姆后来回忆，自己早期对解放军并没有好感，甚至带着害怕和抵触。
真正改变她看法的，是一些很小的接触。1952年，几名解放军工作人员到桑顶寺拜访，依照藏族习俗献上哈达，谈话时态度谦和，也没有摆出强硬姿态。关于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解释，开始让她意识到，传闻并不等于事实。
有意思的是，1953年，江孜分工委工作人员罗宗英邀请她到浪卡子宗看电影。对普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新鲜事；对长期闭居寺院、专心学经的桑顶·多吉帕姆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外出。她只看过那一次，寺院管事便以清规为由，要求她继续留在寺中诵经。
这件事反映出当时寺院生活的封闭。活佛在寺院内地位很高，但女性即使拥有宗教身份，也不意味着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桑顶·多吉帕姆后来谈到，旧西藏妇女的处境有差别，贵族妇女和普通妇女生活各不相同，可在政治参与方面，普遍受到限制。
她的身份又十分特殊。桑顶寺女活佛地位尊崇，服饰、座垫高度、颜色和质地，都有严格讲究。她去拉萨辞行或问安时，所坐卡垫的高度，便能显示出地方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可。那不是简单的礼仪，而是一套细密的等级秩序。
1955年，西藏方面组织人员赴内地参观，桑顶·多吉帕姆也在名单之中。寺院管事起初不愿放人，认为活佛不能随意离开。她只好请父亲出面，并由拉鲁·次旺多吉协调，才按期启程。走出寺院之后，她第一次较完整地观察祖国内地的城市、工厂和社会生活。
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时，她面对的并不是一场训诫，而是一番耐心交谈。毛主席关心她的年龄和寺院情况，也直接回应她最担心的问题：“不要怕民主改革。”对一个来自寺院、又背负特殊身份的年轻女性来说，这种明确保证有很强的安定作用。
参观归来后，压力并没有立即消失。1956年，她回到桑顶寺住了两个月，寺院中有人散布她“跟着汉人走了”的说法，还有人向窗户投石块，在饮食中放入小铁钩。谣言再次变成现实中的威胁，她只得逐渐把生活重心转到江孜。
此时的桑顶·多吉帕姆已经担任自治区宗教委员会常委、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她的父母、姐姐和姐夫也在相关机构工作。身份变化带来的，不只是职务，更是从寺院内部走向公共事务的道路。
1957年，她赴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留下合影。几次接触使她对国家政策有了更稳定的认识。她后来回忆，自己并非一开始就理解所有问题，而是在一次次见闻中，逐渐形成了判断。
1959年西藏地方发生武装叛乱，桑顶·多吉帕姆被裹挟前往印度。身处异地时，她设法与中国驻印度商务机构取得联系。中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符浩对她说：“你们回国是爱国行动，党和人民政府是欢迎的。”这句话让她决定回国。
9月30日，她回到北京。当晚参加国庆宴会，再次见到毛主席。几天后，国务院在中南海为她举行欢迎活动，周恩来陪她观看演出，并表示回到祖国怀抱是爱国行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的前途。
1960年春，桑顶·多吉帕姆回到拉萨，与家人团聚。此后，她先后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佛教协会副主席，并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个曾经被困在寺院秩序中的女活佛，最终走上了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的道路。她的人生转折，正是从几次亲眼所见、几句当面交谈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