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西山一处住地内，邱会作刚从持续的批斗和殴打中被转移出来，身上多处受伤，几度昏厥。前来探望的刘伯承年事已高，视力严重衰退，仍拄着拐杖走到床边，用手摸索着邱会作的伤处，说：“我眼睛看不见，让我摸摸你啊。”
这句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只因为其中有伤痛，也因为它发生在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中。此时的邱会作，已经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多年，曾经掌管军队的粮秣、装备、运输和财务，却在特殊年代突然成了被围攻的对象。
邱会作早年的经历，并非从机关文书起步。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被调往东北。东北战场环境复杂，部队扩充很快，既懂作战，又熟悉政治工作和后勤组织的人并不多。林彪很快注意到这个江西兴国籍干部，将他放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岗位上。
1947年，邱会作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一次战斗中，炮弹落在距离他大约十米的地方，所幸没有爆炸。旁人还没有缓过神来，他已经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判断对方正在后撤，随即提出反击。司令员黄永胜据此下令，部队很快扭转了战场局面。
这类细节，说明邱会作并不是只会坐在指挥所里的政工干部。他能够在火线上判断形势，也敢于承担决定带来的风险。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第八纵队参与围歼廖耀湘兵团，战场建制混乱，敌我人员交错，邱会作甚至拿起武器投入近距离战斗。
时任第八纵队第二十四师师长丁盛后来提到，邱会作在战斗中直接持枪射击敌人。这样的举动未必符合后方干部的通常职责，却反映出东北野战军一些高级指挥员的共同特点：战事最紧张时，指挥员必须让身边的人看见自己的行动。
长春机场之战，则留下了另一面。部队连续攻击一天一夜仍未突破，林彪严厉批评了邱会作，并要求他限期完成任务。战场纪律随之被执行，一名连长因严重贻误战机受到极刑。这个决定带有鲜明的战争年代色彩，也显示出当时军队对作战命令和战斗结果的极端重视。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首任政治委员。就在部队南下过程中，他的家乡兴国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插曲。
第四十八军部队经过兴国时，部分人员因给养紧张，擅自取走邱会作家中的粮食，还宰杀了家里的猪。邱会作的父亲询问来历，说了一句“我的儿子就是红军”。由于口音和语境造成误会，班长竟以为老人出言不逊，不仅动手打人，还让他挑运炮弹。
老人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一路打听儿子的消息。炮兵营教导员得知情况后，觉得事情不对：兴国是革命老区，老人所说的身份很可能属实。消息上报后，第四十八军政委陈仁麒亲自核查。陈仁麒曾是邱会作的老部下，确认情况后，立即向老人赔礼，并送去粮食和十块银元作为慰问。
有意思的是，这个插曲没有被简单掩盖，而是通过军队内部渠道得到处理。对当时的人民军队而言，纪律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部队经过地方时如何对待百姓。邱会作父亲受辱一事，恰好暴露出行军供给和军民关系中的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先后担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7年，周恩来曾考虑让他到国家经济部门工作，发挥其长期管理财经和后勤的经验。邱会作不愿离开军队，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邱会作，给我耍滑头。”
1959年10月，邱会作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军队经费同样紧张，他推动各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开荒种粮，养猪种菜，兴办家属生产单位。这些措施并不能替代国家供应，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生活压力。
1966年初，总后勤部起草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经林彪转呈毛泽东，后来与“五七指示”的形成产生关联。邱会作因此受到重视。此后多年，他一直掌管总后勤部，成为军队后勤系统中任职时间较长的负责人。
然而，职位越高，卷入的风险也越大。1967年1月，总后勤部内部有人对邱会作进行批斗和殴打，他伤势严重，多次失去知觉。1月24日，他设法写信向林彪求助。第二天，叶群带着林彪的手令，将他转移到西山一处住地。
聂荣臻、叶剑英先后前往探望。叶剑英对他说：“会作啊，你受苦了。”聂荣臻看到伤情后，连声斥责这种做法。刘伯承到来时，已几乎不能依靠视力辨认身边的人，只能用手去触摸伤口。那句“让我摸摸你啊”，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说出的。
这次营救改变了邱会作此后的处境，也加深了他与林彪集团之间的关系。政治风向继续变化后，这种关系逐渐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历史负担。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邱会作受到审查，后来被判刑。那段从东北战场走到总后勤部的经历，也由此留下了复杂而沉重的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