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西柏坡，毛泽东与彭德怀谈到西北战局时，摆在桌上的不只是地图，还有一份人员调动设想。全国战事即将进入新的阶段，中央军委急需补充熟悉作战、善于统筹的干部。阎揆要的名字，正是在这时被提起的。
阎揆要并不是普通参谋。他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熟悉地方情况，也了解国民党军的组织方式和作战习惯。抗战时期，他曾在杨虎城部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统战经验。到了西北野战军，他负责参谋工作，常常把零散情报拼接起来，再交给彭德怀作判断。
彭德怀打仗有一个鲜明特点：抓住战机后敢于迅速出手，但这种果断并不等于单凭脾气行事。战场情报是否可靠，部队调动是否合适，敌军后勤是否已经出现问题，都需要参谋系统反复核对。阎揆要的价值，就在于能把复杂情况理出头绪。
张宗逊承担的则是另一种任务。他既有带兵经验，也熟悉陕甘宁边区的地形和部队状况。西北战场道路艰难，兵力分散，补给困难，许多作战行动并非靠一纸命令就能完成。张宗逊能够把作战意图落实到部队，尤其擅长在关键地段稳住阵脚。
三个人的分工，并不是简单的“司令、参谋长、副司令”排列，而是一套相互补充的指挥关系。彭德怀负责定下决心，阎揆要负责分析敌情、筹划行动，张宗逊则更多承担部队组织和战场执行。这样的组合，恰好适应了西北战场“小兵团机动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特点。
宜川战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地区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战役结果不仅消灭了敌军有生力量，也打乱了胡宗南集团的部署。战役胜利当然来自部队英勇作战，但从侦察、判断到合围，各个环节都必须衔接严密，任何一处失误都可能使战机溜走。
彭德怀最看重的，正是这种配合中的可靠性。西北战场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敌军又控制着一些交通要点和城市。指挥员之间若彼此不熟悉，命令传递稍有迟滞，部队就可能陷入被动。张宗逊与阎揆要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知道他的用兵习惯，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胜阶段，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需要更多有实战经验的干部。阎揆要懂参谋业务，又有地方工作经历，确实是军委机关需要的人才。调他离开西北，并非因为不重要，恰恰是因为他能力突出。
彭德怀对此却有自己的考虑。西北战场尚未完全结束，胡宗南集团仍在关中和西北地区盘踞，青海、甘肃方向也有新的作战任务。此时拆开原有指挥班子，表面上只是调走一名参谋长，实际上会影响情报判断、命令协调和部队行动。
据相关回忆，谈到调动问题时，彭德怀曾明确表示，阎揆要和张宗逊都是西北战场不可缺少的骨干。有人把这句话概括成“我离不开他们”，它并不是私人感情上的挽留，而是一个前线指挥员对战局的实际判断。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并不把“离不开”理解为永远不放人。革命战争中的干部调配，往往要服从全局需要。问题在于调动的时机，以及谁来接替。没有成熟替代人选，贸然拆分指挥体系，便可能让部队付出代价。
1949年8月，兰州战役打响。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后，部队面对的是依托城市坚固工事防守的马家军。兰州地形复杂，攻坚难度很大，侦察、炮火、突击和后续控制必须同时推进。张宗逊、阎揆要等人的作用，仍然体现在具体指挥环节之中。
兰州解放后，西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变化。此前长期牵制第一野战军的敌军体系被打破，通往青海、宁夏和新疆方向的道路逐步打开。那套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形成的指挥配合，也经受住了大规模攻坚作战的检验。
1955年授衔时，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有人只看军衔高低，容易忽略他在隐蔽战线、参谋工作和西北作战中的长期贡献。彭德怀对老部下的评价，反映的正是另一种标准：不看一时名次，而看一个人在关键岗位上承担过什么、解决过什么。
所谓“铁三角”，并不是后来人为制造的传奇称号，而是战争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工作关系。彭德怀的果断、张宗逊的稳健、阎揆要的谋划，彼此之间有分工，也有制约。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考虑调动其中一人时，彭德怀才会据理力争。西北战场留下的，不只是几场战役的胜负，还有一套在艰苦条件下维持高效指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