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中日关系再次走到一个值得警惕的关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方面强调要保持对华沟通，另一方面又没有彻底消除此前涉台言论引发的政治争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多次提醒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确立的原则。这里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54年前，中国为什么主动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当年究竟作出了什么承诺，才让两国关系得以重新起步？
理解这一决定，还得回到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中国长期公布的相关历史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需要注意，这些属于战争损失估算，不能直接当成1972年已经确定的国家赔偿账单。正因战争损失如此沉重，中国当年放弃国家间赔偿要求，才具有特殊的政治分量。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抵达北京，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行程。陪同他的包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双方谈判并非只讨论恢复外交关系，还涉及战争责任、政治承认、领土问题以及未来合作安排。对中国来说，邦交正常化不能只停留在互设大使馆，更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并对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作出正式表态。
当年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处理此前与台湾地区有关的所谓“条约”问题。经过谈判，日本在联合声明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关于台湾领土归属的立场，同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些内容不是普通外交客套，而是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政治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第三条和第五条虽然分别涉及领土问题与战争赔偿，但并没有写成一份简单的利益交换合同。因此，不能将历史解释成中国用赔款直接换取日本某一项承诺。更准确的理解是，中国在日本明确相关政治立场、双方决定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放弃国家间战争赔偿要求的重大决定。标题中的所谓“死规定”，指向的正是日本必须尊重已经确立的政治原则，而不是一项另有名称的秘密协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会对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提出批评。鸠山曾于2009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首相，长期主张日本应当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他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与日本部分主张强化军事威慑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存在明显区别。鸠山强调，日本应当正视历史责任，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需要区分的是，鸠山对高市政策的批评有公开立场依据，但不能把“千亿赔款换来死规定”直接当成他逐字说过的话。
真正让中日关系陷入新一轮争议的，是高市2025年11月在日本国会涉及台湾地区的表态。她将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与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引发中国方面强烈反对。这个法律概念与日本2015年通过的安全保障相关法律有关，涉及在特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高市的言论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原因就在于她把中国内政问题与日本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明显增加了地区安全政策的不确定性。
日本在台湾地区问题上尤其应该谨慎，因为这里存在无法绕开的历史责任。1895年，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1943年《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从中国窃取的领土，1945年《波茨坦公告》进一步明确《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正因为存在这段历史，日本政治人物如果再次以军事方式介入台湾地区问题，自然容易引发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警惕。
不过，日本拥有远程打击武器，并不等于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动军事行动。日本国内法律、宪法解释、国会监督以及国际法仍然构成重要约束。问题在于，如果政治领导人不断扩大所谓安全威胁的解释范围，就可能推动军事能力与实际政策发生新的结合。高市把台湾地区局势与日本国家存亡联系起来，争议恰恰出在这里。日本政府应当明确军事政策的边界，而不是通过模糊表态制造新的战略风险。
到了2026年10月，日本政府面临的压力已经不仅来自外交领域。10月5日，高市在日本国会发表政策演说，强调财政可持续性，并承诺控制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4.235%的纪录高位。日本政府既要扩大产业投资，又要承担社会保障和债务成本，还面临增加防卫支出的需求。财政资源并非无限，高市政府必须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日本究竟能够为持续扩大的安全政策承担多少经济代价？
10月8日，路透社进一步分析指出，高市政府正在调整过去偏重财政刺激的政策措辞，希望缓解债券市场的担忧。日本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达到约143万亿日元，高市同时提出将新增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约40万亿日元。这里存在明显的政策张力：增加支出可以争取部分政治支持，但债务融资成本上升，又会压缩政府的财政空间。对于一个长期依赖国际贸易、能源进口和稳定外部环境的经济体来说，持续制造地区安全紧张并不符合其长期利益。
10月9日，日本政府又宣布重新审查公共支出和政府基金，计划重点检查201项专项基金的资金使用情况。这些基金预计在下一财年末合计拥有约7万亿日元余额。政府希望通过削减闲置资金、调整补贴等方式，为税收政策和其他支出寻找财源。这件事虽然属于日本国内财政改革，却与安全政策有着直接联系。财政空间越紧张，任何大规模军事扩张计划就越需要接受成本审查，日本不能忽视军事投入与经济民生之间的资源竞争。
2026年10月1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讲话，继续强调加强所谓防卫能力，并呼吁外部力量关注台海局势。当天的公开报道还提到，有日本议员代表团参加了台湾地区相关活动。这些情况说明，围绕台湾地区的外部政治互动仍在持续。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关键不是普通人员往来本身，而是日本政治人物是否借此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或者释放可能改变既有政治承诺的信号。
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就能看出2026年中日关系面临的真正难题。日本政府希望维持对华经贸合作，又试图在安全政策上扩大自主行动空间，同时还要协调美日同盟关系。这三个目标并不总能相互兼容。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日本如果认为可以依靠军事同盟提高谈判筹码，就可能误判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这样的误判一旦进入军事决策环节，后果远比普通外交争执严重。
日本还必须认真考虑美国因素。美日同盟能够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但也可能使日本卷入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地区危机。驻日美军基地、海上交通线、能源进口和关键产业供应链，都是日本安全政策必须计算的现实条件。一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经济损失不会因为日本拥有美国盟友而自动消失。对于日本来说，最有效的安全保障并不是不断扩大潜在冲突范围，而是通过稳定的外交关系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从中国立场来看，1972年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展现的是面向长远的外交安排，而不是对历史责任的淡忘。日本后来能够与中国建立广泛经贸联系，受益于双方持续几十年的和平合作。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又为双方合作增加了新的政治安排。日本如果只强调从中国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断试探底线，双方建立互信的难度自然会增加。
鸠山由纪夫的提醒之所以值得高市认真对待，是因为他指出了日本外交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日本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却又有部分政治力量不断利用中国议题推动国内安全政策转向。对于高市政府来说，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日本能否继续提高军费，而是军事能力增长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严格遵守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不代表国家就会更加安全，错误的战略判断反而可能增加冲突风险。
接下来，中日关系能否缓和，需要观察几个具体变化。首先，高市政府是否会对2025年11月的涉台争议言论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日本在推进防卫建设时，能否避免将中国内政问题纳入军事干预设想。再次，双方能否恢复并加强外交、安全和经济层面的有效沟通。这些问题都比一般性的友好表态更加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两国是否能够减少误判，维持地区稳定。
截至2026年10月10日，高市政府仍面临外交、安全和财政政策的多重考验，中日之间的有关争议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54年前，中国选择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是为了让两国人民有机会摆脱战争阴影，建立新的和平关系。54年后的日本，更应该理解这份历史决定的分量。所谓“死规定”，并非要求日本放弃正常国家利益，而是要求其尊重历史、遵守政治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高市能否真正理解这一点，将直接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稳定程度，也将影响日本自身的安全与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