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除了讨论国防建设、军队发展等问题外，部分高级干部还对开国上将苏振华提出了批评。
最开始是邓公开口，随后徐向前、萧劲光等多位将帅也帮忙指正，但苏振华并不认可这种方式，只是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批评我要通过中央，现在这样我无法接受。
的确，此时的苏振华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第一政委等多项要职，是副国级领导人及军队的核心首长，若非中央层面的正式会议，他的确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态度。
徐帅听到苏振华这样说，叹了口气道：“我的发言不代表军委，只是个人发言”。徐帅把话放低，其实是表面这并非组织决定，只是个人希望苏振华改正，性质上没有那么严重。说到底还是想拉苏振华一把，但苏仍未听进去，到座谈会结束也没有做出检讨。
在场的都是一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一起粉碎了四人相关集团的老革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苏振华究竟做了什么呢？
在批评苏振华的人里，邓公、萧劲光都算得上故旧，曾经还有过关系非常亲密的阶段。
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苏振华就归于刘邓大军建制下，担任过晋冀鲁豫1纵政委、二野第5兵团政委等职。作为政工干部，苏振华跟老政委邓公的直接往来是非常多的，两人的感情很好，有一件事能很直观的说明。
1973年邓公刚回北京，由于正式复出文件尚未下达，身份有些敏感，没有多少人登门拜访。苏振华和尤太忠却不怕被影响，提着老政委爱抽的烟就去了。邓公为此感动不已，一边说着“你们怎么还敢来啊”，一边将老部下们迎了进去。
雪中送炭和不畏流言，让这份战友情格外令人感动。
萧劲光则是苏振华在海军多年的搭档，两人共同推进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一起经历诸多大风大浪。在运动初期，苏振华被打倒，还是萧劲光帮他把信带到中央，才让他得以在1972年重新复出领导海军工作。
可以说，邓公和萧劲光在曾经都给到过苏振华帮助、提携，但没想到，苏振华跟二人却越走越远。
苏振华后来会产生那么大的转变，跟他在运动初期遭受打击有关。
他原本也是跟萧劲光一样，坚持海军内以军事训练为主、突出政治为辅，但没想到被夺权的李中将等人攻击，导致失去人身自由。不只是他，整个家庭都遭遇磨难。
在部队院校学习的女儿承业被扣了帽子，儿子承德下放到唐山烧锅炉；上中学的女儿燕燕、儿子柏楠下放到云南玛黄堡当了割胶工；上小学的儿子大建、承军被安排到天津草坨子农场；两个上幼儿园的小儿子苏一、苏二还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苏振华是妻离子散，身心受创。
等重返海军后，苏振华意识到身在核心位置，有些事情躲是躲不开的，不如积极参与，至少不能让自己成为被打倒的那一个。
所以1972年7月的海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他跟萧劲光站在了对立面。
萧劲光在回忆录中有相关记述：“他（苏振华）坚持要在东航机关搞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批林试点，我不同意。结果我受到批评，很快整个海军都铺满大字报，他在海军扩大了这个运动的宣传”。
也是在这次会议后，萧劲光被扣上帽子、被迫做检讨，大大小小30开了多次会议都没有通过，最终还是在1973年1月他不得已承认自己“上贼船”，事情才告一段落。此后苏振华成为海军党委第一书记，实际领导海军。
而萧劲光的处境非常尴尬，虽然还是司令员，但背负不好的定性，在海军内部没什么话语权。包括“反击右倾翻案风”，萧劲光提出了“说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苏振华置之不理，仍然主导海军内部附和风向批人，对老政委做了违心之事。
如此种种，让萧劲光对苏振华的意见很大，所以才会在1979年1月的军委座谈会上进行批评。
而邓公跟苏振华的分歧，主要还是思想上的，除前面说的“反击翻案风”外，还有苏振华很支持华同志，曾说：“我们对待华主席的态度，应该像对待毛主席一样，紧跟他的步伐。”即便后来有了“真理标准”，苏振华也是一样的做法。
当初苏振华对老政委也有一个不满之处，即邓公第三次复出整顿军队，让罗瑞卿担任了军委秘书长。
本来苏振华以为，自己有稳定上海之功，在军队里也有实权、有威望，跟老政委还有渊源，应该可以担任军委秘书长的。没想到，邓公启用了被打倒多年的罗瑞卿，苏振华只是军委常委，这让苏有些想不通。
人的关系一旦产生隔阂，距离就会越推越远。1978年3月海军发生了160号导弹驱逐舰事件，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苏振华作为海军政治思想的负责人，肯定是有责任的。所以邓公和罗瑞卿都对苏进行了批评。
苏振华也不想出现此类事件，感觉很委屈，同年4月12日在与华同志交流时就专门谈到了这件事。华同志当时即将要出访朝鲜，为鼓舞海军士气，就跟苏振华说回国时想去海军看看。
国家领导人说的“看看”，当然不会只是走马观花那么简单。苏振华很高兴，回去后召集三位海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说准备动用120艘大小船舰、80架飞机搞大型军事演习。
大家听后也都很兴奋，不过参谋长杨国宇多询问了一句，此事是否有上报总参和军委？苏振华则表示军委主席都已经同意，就无需再上报或申请了。
按照组织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人员调动，必须要得到总参批准，私自行动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在杨国宇的一再陈述下，苏振华就让他去上报。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收到消息，感觉很不恰当，毕竟我国刚与美国、日本关系修好，突然就在靠近日本的沿海地区搞大动作，美、日都会心生忌惮。
而且阅兵地点选在旅顺，距离苏联也很近，在中苏冷淡的背景下，对方很容易产生误会。基于这些考虑，罗瑞卿认为还是暂不阅兵为好。
不过他是军委秘书长，直属领导都同意的事，他也不便反对，最后就把事情汇报给了邓公。邓公听完他的想法觉得很有道理，迅速叫停了海军的行动。此事给苏振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也正因为这些思想和做法的不同，1979年1月的军委座谈会，苏振华被很多老干部批评。
当苏振华说出要通过中央那句话后，徐帅就从个人的角度进行劝诫，表示：“我们的干部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不要说假话，不能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顿了顿，徐帅又说：“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不过对苏振华的问题也没有一直持续进去，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
他走了以后，那些恩恩怨怨倒是随风而去了，他的追悼会由华同志主持，邓公致悼词。老政委对他还是给出很高的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杰出和忠诚的革命战士，党和军队优秀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