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13日，北京，聂鹤亭将军病重之际，留下了一份遗嘱：工作多年节省下来的3万元，全部交作党费。这个细节很少被单独提起，却能说明他的性格——一辈子说话直，办事硬，涉及原则时更不肯含糊。
也正因为如此，1955年授衔时，他因军衔问题情绪激烈，和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发生了正面冲突。罗荣桓没有立即拍板，而是说：“让他先冷静一下。”
这句话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训斥。
聂鹤亭1905年出生于安徽阜阳。少年时期家境曾经宽裕，后来因家庭变故，学业一度中断。幸亏亲属出面资助，他才重新读书，并在安庆求学期间接触到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追捕，离开安庆，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926年，经同学介绍，聂鹤亭进入叶挺独立团，担任二营六连排长。那时的部队里，许多青年军官都在战火中成长。粟裕也曾在这一时期与他共事，聂鹤亭算得上粟裕早年的老排长。
他带兵有一个特点：敢打，也敢担责任。作战时冲在前面，遇到争议时不绕弯子。这样的性格，在战场上往往能形成号召力；但到了需要反复权衡、照顾全局的工作环境里，也容易显得锋芒过重。
南昌起义后，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朱德率部转战途中，曾接受范石生部的帮助与改编安排，部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聂鹤亭对穿国民党军装等问题难以接受，选择离开队伍，另寻党组织。
这次离开，改变了他的行军路线，也影响了后来的人事轨迹。等他再次回到井冈山，与朱德、林彪、粟裕等人会合时，几位旧识的职务已经发生变化。粟裕逐渐走上更高指挥岗位，林彪也成为重要军事干部，而聂鹤亭只能重新从基层和参谋岗位做起。
有意思的是，聂鹤亭并非没有能力。红军时期，他担任过团长、师级参谋等职务，熟悉作战指挥和部队建设。1937年新四军组建前后，叶挺曾希望调他前往工作。毛泽东当时也认可他的才干，准备设宴送行。聂鹤亭担心临行时难以推辞，竟没有赴宴便离开。
多年以后，他的女儿回忆此事时认为，父亲没有当面告别，是一件不够妥当的事。这个细节很能反映聂鹤亭：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善于处理场面，更相信直接行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东北担任重要职务。1945年11月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后来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辽北军区司令员。平津战役期间，他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
这些经历，构成了他评定军衔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聂鹤亭参与装甲兵建设，任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还带领坦克部队赴朝，承担装甲力量建设和作战保障方面的任务。
所以，1955年评为中将，在军队资历和实际职务上并非没有依据。但聂鹤亭显然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自己长期担任重要岗位，参加过多次关键战事，军衔不应止于中将。评衔结果公布后，他的情绪没有控制住，直接向有关方面表达不满。
面对这种场面，罗荣桓没有马上和他争辩，只是让他冷静。评衔不是按照个人感受分配荣誉，而是综合考虑历史职务、军队建设贡献、现实岗位以及全军平衡。任何一项单独拿出来，都不能代替完整标准。
据有关回忆，罗荣桓后来严肃批评他说：“照你这样的觉悟，中将也嫌多了。”这句话分量很重，却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聂鹤亭一生的贡献。罗荣桓批评的，是他在授衔问题上的冲动，而不是他的革命经历。
聂鹤亭随后作了检查，进行了反思。此事处理得很有分寸：既维护了授衔工作的严肃性，也没有因为一次情绪失控，抹去他长期承担的军事责任。1956年，他补授中将军衔，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他的直率还体现在生活细节里。家乡亲属希望来北京求学，请他帮忙时，聂鹤亭说得很明白：“缺钱可以帮，想走后门，门儿也没有。”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他一贯的处事方式：该帮的尽力，不该开的口子绝不开。
1971年3月13日，聂鹤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遗嘱中那3万元党费，是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交代。授衔风波没有成为他一生的全部，却留下一个清晰侧面：他有战场上的果敢，也有性格上的急躁；有不合时宜的硬碰硬，也有始终不肯越过原则的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