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甘孜地区，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表面看，这是红军力量的汇聚；实际上，张国焘面前多了一道难题：贺龙不是容易被说服、也不是可以被架空的部队首长。
会师不久，贺龙从文件中发现，有人借机诋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这样的材料若在部队中散开，影响的不只是几个人的声望，更可能动摇红军的组织原则。
贺龙没有急着公开争吵，而是找到朱德了解情况。朱德把张国焘自沙窝分兵以来的做法讲清楚，语气沉重地说：“一场斗争，恐怕躲不过去了。”贺龙回答得很干脆：“我服从中央，也听总司令指挥。”
这句话并非临时表态。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前，贺龙就同张国焘有过正面交锋。那时起义准备已经成熟，张国焘却奉命到南昌，要求重新讨论行动，甚至提出没有张发奎同意就不能举行起义。
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人坚决反对。7月31日，前委在贺龙第二十军军部开会，张国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贺龙听后十分恼火，甚至提出要把他控制起来，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做法。
这场冲突说明，贺龙的性格有一个显著特点：原则问题上不绕弯子，军事行动上更不容许反复摇摆。张国焘当时已经见识过这种作风，所以后来面对贺龙，始终多了一层顾忌。
南昌起义于1927年8月1日举行。起义之后，贺龙经周恩来、周逸群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率部在湘鄂川黔地区坚持斗争，1934年10月24日又同红六军团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次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试图利用自己的职务和人数优势，把这支部队纳入个人控制。可他很快发现，贺龙并不吃这一套。
欢迎会上，张国焘有意把贺龙安排在身边。贺龙低声提醒：“只讲团结，不要讲分裂。”张国焘脸色变了。话不重，却点中了双方最敏感的地方。
设宴接风时，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会议，讨论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贺龙反问：“谁来作报告？有了不同意见，又由谁下结论？”几句话，把对方想用会议形成压力的打算挡了回去。
张国焘随后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有关文件，试图在干部中制造对中央的不满。贺龙的处置很直接：反对中央的材料不准下发，四方面军干部可以介绍作战经验，但不能进行分裂性宣传。王震将文件集中处理后，贺龙只说：“这样做对。”
有意思的是，贺龙并没有只采取防守。他判断张国焘正想拉拢二、六军团，于是主动提出补充兵力。张国焘为了争取贺龙，调给他红三十二军。贺龙随即又提出，希望取得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密码本。
密码本关系到部队能否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同中央沟通。张国焘起初不愿交出，贺龙便指出，二、六军团同中央的电报不能长期由他转递。张国焘无从反驳，只能交出密码本。这一举动，使二方面军保持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
中央随后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地位上的调整，不只是番号变化，也使他们能够以方面军领导集体的身份，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张。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此前，张国焘曾坚持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发展的意见，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则主张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部署。贺龙与任弼时联名致电，要求部队停止擅自改变方向，听候中央决定。
张国焘最终表示服从北进意见。朱德后来评价贺龙“治张国焘有办法”，并说他“不争不吵，向张国焘要人、要枪、要密码”，硬是把局面扭了过来。所谓“怕”，并不是畏惧贺龙的个人勇猛，而是张国焘清楚：贺龙手握部队、立场坚定，而且处理问题从不被话术牵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