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北京，黄克诚、秘书和负责审稿的同志围坐在一份文稿前。文章原本是黄克诚在中纪委座谈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后，准备在《解放军报》刊登。胡乔木负责文字把关，内容和结构都有调整，唯独一个称谓，让黄克诚停下了手中的稿纸。
文稿里原先多处写着“毛主席”，修改后统一换成了“毛泽东同志”。黄克诚看得很仔细，随后平静地说：“文章可以改，称谓还是用‘毛主席’为好。”有人解释，这是文字规范问题。他摇了摇头：“这不只是文字问题，感情上过不去，也难过人民感情这一关。”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黄克诚与毛泽东相识甚早，1925年，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毛泽东是讲习班的重要负责人和授课者。那时的黄克诚还是青年学生，近视严重，却对革命问题格外敏锐。毛泽东讲课时使用的许多通俗说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黄克诚后来回忆，自己正是在那段时期接触进步书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两人一个在讲台上阐述救国之道，一个在台下寻找人生方向。此后半个世纪，他们共同经历了战争、建国和建设时期，也曾有过意见分歧，但黄克诚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始终有自己的判断。
这种判断，不是建立在私人交往上的盲目维护，而是来自亲身经历。1930年，红五军攻打修水城，黄克诚担任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委。他带头登城，率部打开城门。彭德怀战后询问那位戴眼镜、最先登上城墙的人是谁，得知是黄克诚后，便说：“打一仗，认识了一个人。”
近视没有妨碍黄克诚冲锋，也没有妨碍他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长征途中，他曾因担心眼镜摔坏而摘下眼镜，让警卫员用小木棍牵着行走，战友王平故意在泥路上连连跨步，逗得他哭笑不得。这个细节看似轻松，却说明他并不是没有弱点，而是从不让个人困难挡住职责。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黄克诚奉命参与城市接管工作。他提出“先接后管”，强调各系统自上而下维持基本秩序，避免社会运转突然中断。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他一贯的作风：少说空话，多看实际；遇到复杂局面，先把百姓生活和城市秩序稳住。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又在湖南主持工作，随后转入军队领导岗位。毛泽东多次把他放到困难而关键的位置，正是因为他敢讲真话，不轻易随声附和。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没有借机发泄，也没有把个人遭遇当成评判党的事业的尺度。
到了1980年，社会上围绕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不少疑问。黄克诚在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种评价，既没有否认其他革命者的贡献，也没有把历史人物神化，而是强调应当把个人失误放进整个革命进程中衡量。
文稿送审时，胡乔木对文章进行了整理，增添了标题、小标题，并补充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容。黄克诚并未反对这些修改，唯独对称谓提出异议。他清楚，称呼背后有历史记忆，也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认同。若把革命年代人人熟悉的“毛主席”全部改成冷静的书面称谓，在不少老同志看来，难免显得隔膜。
这篇文章后来以《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为题刊登，引起较大反响。黄克诚的态度，也与他一生的性格相吻合：该坚持时绝不含糊，该宽容时不计个人得失。
他对家人同样严格。1978年，小儿子筹办婚礼，他要求一切从简，不许动用公车。孩子们觉得父亲要求太严，他便说：“不要想着沾我的光。”婚礼最终没有铺张，家人还商量用自行车作婚车。黄克诚听后，这才露出笑容。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临终前，他仍认为自己不能工作，不愿过多占用医疗资源。夫人唐棣华所写挽联中，有“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八个字，恰好概括了这位老将一生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