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郊，王范站在通往颐和园的车队前方，负责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城开路。那一天，他没有坐在舒适的车里，而是不断观察道路、行人和周边建筑，连警卫人员的站位也要反复确认。
王范的谨慎，后来还闹出过一个小插曲。车队抵达颐和园后，李克农一度找不到他。直到毛主席洗完脸、走进益寿堂，穿着围裙的王范端着一盘鱼从后厨出来，众人才发现，这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竟跑去盯厨房了。
李克农很生气，问他为何擅自离开岗位。王范回答：“我去看做饭的人，怕饭菜里出问题。”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正是他的办事风格：宁可自己多操一份心，也不肯把安全寄托在侥幸上。
王范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县农家。家里贫寒，十岁才有机会进入私塾。后来父亲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一度陷入绝望，幸得邻人相救，也得到塾师帮助，才重新回到课堂。读书之外，他还跟随武师习练拳脚，养成了果断强悍的性格。
1926年，王范因制止富家子弟欺辱穷孩子，受到共产党员王盈朝注意。两人共同创办平民夜校，给农民讲授文化，也传播革命道理。1926年底，经王盈朝介绍，王范化名张云飞，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道路很快转入低潮。1928年如泰地区农民暴动失败后，王盈朝遭到通缉，许多同志牺牲或被捕。王范没有离开家乡，继续秘密坚持斗争。1930年，他参加红十四军地方武装，曾在战斗中缴获枪械弹药。敌人加强围捕后，他跳河脱身，辗转来到上海。
上海并没有给他安稳生活。王范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能靠做苦力谋生。为了寻找地下党，也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掩护，他考入英租界巡捕房，被分配到四马路捕房。
这份工作危险，却提供了接近敌情的机会。1931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经常收到匿名“报警信”，内容涉及搜捕、跟踪和秘密会议地点。起初，组织并不清楚报警者是谁，只能谨慎核实。多次验证后，大家才发现，提供线索的正是王范。
那年初夏，王范终于同特科负责人接上关系。多年游离组织之外的委屈和无助，在见到同志的一刻化成了眼泪。他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而是接受了新的考验。
一次，组织准备除掉叛徒白某，王范负责监视其行踪。巡逻时，他发现白某乘车离开，却没有贸然追赶，担心暴露身份。随后，他找来熟悉的店铺伙计，让对方骑车跟踪，自己再通过暗语报告消息。白某的去向得到确认后，行动顺利完成。
这件事之后，组织又调查了王范过去的革命经历。1931年11月，他正式恢复组织关系，并担任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
王范并不只是传递情报。1931年7月，日方人员在上海打死一名华人巡捕、打伤另一人，租界当局却态度软弱。王范组织华捕抗议，推动罢岗，并在死难巡捕出殡时发动示威活动。此举引起多方注意，也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1932年4月，王范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能以“共产党嫌犯”判处他十年徒刑。狱中，他被安排挑水、担菜、做饭，便利用接触人员的机会传递消息，保护同监难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经交涉获释，随即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此后，王范进入延安，先后从事党校、保卫和治安工作，参与侦破日谍及国民党特务案件。抗战胜利后，他又调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负责调查敌情、安排住地和部署警卫，直接参与中央机关进城前的准备。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王范负责华东党政军首长警卫工作。1954年，他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时认出了他，问道：“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工作？”
陈毅在一旁笑着说：“他是上海的‘包打听’。”毛主席听后也笑了，并称王范是“红色包打听”，还提到他在延安时期破获敌特案件、受到中央表彰的经历。
然而，1958年年底，王范受到错误处理，被下放到上海市郊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职务连续下降十级。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明确表示：“我要亲自过问。”
不久，王范重新得到任用，调任闵行区工作。1962年，他出任江苏省体委主任，在任期间推动多项体育事业建设。1967年1月12日，王范在南京去世，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