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中央红军正处在生死关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连续转战，人员和装备损失严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军事决策的核心视野。
遵义会议的意义极其重大，但若把它简单说成“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完全确立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并不严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往往不是一纸决定立刻完成，而是在军事指挥、政治路线和实践结果中逐步形成。
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出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原有的“三人团”，军事行动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此时毛泽东已经回到中央决策中心，却还不是红军军事指挥体系中的唯一核心。
这个细节很关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转移。1935年2月，中央在贵州、云南、四川交界地区召开会议，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则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毛泽东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从组织安排看，他仍属于参与和辅助决策的角色。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35年3月在贵州苟坝发生的那场会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处理红军行动中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担任团长，毛泽东并非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却凭借对敌情、地形和部队状态的准确判断，逐渐成为军事决策的实际核心。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地位的上升，并不是靠职位变化单独完成的，而是和一连串战场选择联系在一起。四渡赤水摆脱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则进一步证明了灵活机动的指挥方法。
在这些行动中，红军不是单纯依靠兵力取胜，而是不断调动和迷惑对手。毛泽东擅长从全局判断局势，也善于根据战场变化迅速修正计划。这种能力，使越来越多的干部和指挥员认识到，中央红军需要一位能够把政治判断与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领导者。
但此时的毛泽东，地位还远未稳固。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支主力会合，本应是长征中的重要转机，却因战略方向和中央领导权问题产生分歧。
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在军中有相当影响。他对中央的战略部署并不完全赞同，后来甚至提出另立中央，并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多次劝说，仍未能立即改变局面。这件事说明，毛泽东虽然已成为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核心，但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不可动摇的权威。
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张国焘最终放弃错误方向，重新北上。两军会合的曲折过程，让许多干部更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种战略能够保存革命力量。长征的胜利，既是一次军事转移，也是一次领导威信的重新检验。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地位继续上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如何同国民党合作而不丧失独立性，成为新的考验。
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影响力。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共产党应更多服从国民党方面的安排。由于王明具有特殊背景，他的意见在党内一度拥有很强的号召力，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形成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并没有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始终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独立。抗战不能靠单方面退让换取合作，人民武装也不能放弃自己的领导权。这一分歧，表面上是工作方法不同，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独立领导抗日战争。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批评和纠正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抗战的主张。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权威，由此跨出了重要一步。
不过，若要寻找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正式的答案，还必须提到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和党内关系上进行系统调整。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作为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因此，遵义会议是转折点，苟坝会议使毛泽东成为中央红军军事指挥的实际核心，六届六中全会使他的政治路线得到更广泛确认，而延安整风和七大，则完成了从实际领导到全党核心地位的制度化、思想化确认。若只问红军指挥权，答案应落在1935年3月；若问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则要放在1938年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进程中考察。